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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莫非:人只有和人在一起时才会孤独

luckybird

来自: luckybird 2019-01-09 09:49:01

  呆瓜说了,死胡同和万里河山是一个东西。

  呆瓜说了,如果木头不够长就用火焰接上。

  呆瓜说了,不是情况太复杂也不是情况太坏,是情况没了。

  呆瓜坐在园子里一冬天不眨眼不吭声。 ——莫非《呆瓜传》

  莫非是谁?今天恐怕没有太多人知道。虽然多年前,“莫非”这个名字也曾在诗歌界引起过震荡,但这些年,作为诗人的莫非实在是过于安静,好像不曾存在过。

  直到2018年,某种因缘忽然降临在莫非身上,有三家出版社分别在推他的作品。作家出版社推出他的诗集《我想你在》,北大出版社推出他的摄影集《风吹草木动》,最近乐府文化和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三本小书《逸生的胡同》《芄兰的时候》《一叶一洞天》。很多刚认识莫非的读者读了他的作品,觉得纯净自然,充满了无法言说的触动。而过去曾读过莫非诗歌的人则恍然惊觉,原来这个莫非就是那个莫非!他终于又开始写诗了?

  其实莫非一直在写。在争议之中写,在人群之外写,在书房里写,在野地里写,不动声色地写,不管不顾地写。

  记者揣着莫非的几本新作和早已绝版的旧作去了他的家里。我们从阳光大好聊到夜色昏沉。莫非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这些年和他说话的,都是野地里的一草一木。


  写诗,是为了跟自己说话

  多年前,莫非写过一篇名为《遗嘱》的诗:

  “生与死仿佛木桥与流水,相遇又错过。/这是命中注定的时刻。/我没有值得留下的遗产。/连我的孩子也都在我的心中先后病死。/我的最初的哭声预言了我的一生。/……忘掉我。/我的坟前不要竖立墓碑。石头会被风化。/把我的祭日从挂历撕去。/死亡如此清晰,生命却是那样模糊。/人啊!你好像坟头的轮廓!/心啊!你仿佛墓穴的外景!/至于我的葬礼需要开始那就开始好了。/不要等我。/真的,这是最后的请求。”

  诗写完后便被莫非丢在了一边。大概是1985年的秋天,这篇《遗嘱》随莫非的朋友马德升去往远方的瑞士,经他推荐给博洛尼亚大学的诗人和汉学家鲁索,编入《中国当代十人诗选》。1986年底,又经由马德升从巴黎寄给远在美国的严力,于1987年刊载于他在纽约创办的中文诗歌杂志《一行》上。再后来,2009年初,《遗嘱》被张清华辗转收入《中国优秀诗歌1978-2008》中,并引起一场迟来的讨论。

  和许多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孩子们的命运相似,莫非在五六岁时就因为“成分问题”随父母下放到河北太行山的一个山沟里,一去十二年。关于这段经历,他不想再去细说,只是说这对他后来的写作有着致命的影响。因为那时候他和全世界都说不上话,只能和自己说话。对他而言,写诗就是跟自己说话。

  很多人和莫非说,这首《遗嘱》像是一个老人所写。这诗里的生死是如此彻底,它让人感到了痛。人们认为这是莫非的代表作。但莫非觉得,这首诗太过“成熟”,它写在不正常的阶段,是一首不太正常的诗,如今他不会再写了。


  和草木的亲近是必然

  看着莫非的眼睛时,会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坚硬的遥远的东西。

  莫非生在岁末最后一天。如今已是2019年,他58岁了。在这将近60年的时间里,莫非写了40多年的诗,做了3年多的园丁,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拍摄植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24岁之后就再也没有做过正事儿”。成为园丁是偶然,和草木的亲近则是必然。文革前,他家在北海,到处都是植物,后来他被错置的命运抛到了山里,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也都是在野地度过。

  1991年,他完成了一本诗集《词与物》,大都是一些坚硬的探讨诗歌本身的“元诗”。它们和莫非后来的诗很不一样,充满苦痛。那是他拼命钻研哲学的时候,刚刚从贫乏的流放之地归来,对书籍充满了饥渴。困惑像石头一样刻进他沉甸甸的诗歌意象和情绪里,也记录了他最为苦闷的一段时期。莫非现在觉得,它们“非常冷漠,几乎没有情感活动”。

  情感的涌入发生在莫非接触摄影之后。“我写诗写了那么久,写到了瓶颈阶段,然后就想换种方式来写诗。也想过转向绘画,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不来,还是选择了摄影。”

  莫非曾经工作的单位,就在紫竹院公园的边上,这给他提供了一些便利。每天工作之余,他背着相机在园子里转悠,四处找寻那些不起眼的植物。他觉得,“如果连身边的事物都搞不清楚是什么或者忽略不计,那所谓的远方、西藏、非洲,也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他从北京马路牙子上的野草拍到南美安第斯山区的野花,见过了更广阔的世界,却还是倾心于身边的野花野草。他走路时习惯看脚下,一旦发现目标,便会弯腰屈膝,甚至匍匐在地。

  某个冬天,莫非在紫竹院发现一片天目琼花的枯叶。这枚几乎落败的枯叶在寒风中瑟缩、震颤、破碎、消逝,他受到了震动,决定用相机记录它。用了两个上午,他拍摄了这片枯叶坠落前的81个瞬间,之后又为它们写了81首诗。

  莫非的诗歌写得越来越具象,也越来越温和可亲。年轻时的漫布在诗里的那种痛苦的感觉在逐渐稀释。



  ■ 对话莫非

  “知识分子的傲慢,很蠢”

  新京报:谈谈你的摄影吧?

  莫非:在我看来,大自然是一本真正值得阅读的、完美的书。我拍摄植物的时候其实有些贪婪,总觉得没有真正抓住它们的灵魂。植物不是人,你可以摆弄人,和人进行沟通,但你无法告诉一片枯叶你的想法。风与光怎么构图,你就怎么构图。

  有一年春天,我在北京的山区拍摄野生植物,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牧羊人和他的三十几只山羊。我向他请教一种百合科植物玉竹的当地俗称,他用手一指:“铃铛菜啊,这草药山里有的是。”其实牧羊人所知道的知识远远超出社会既有的想象,我从小和农民在一起,体会很深,但社会评价体系不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知识分子的傲慢持讽刺态度,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傲慢,是很蠢的。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1999年末中国诗坛爆发了一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对此,你和树才、车前子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引起不少争论。但此后你似乎再也没有写过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文字。

  莫非:那是我40岁之前干的事。那时我还有些兴趣去争论这些,现在没有了。我主要是觉得“知识分子写作”这个事很荒唐。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写作,那就是最好的写作。牧羊人写了一首很好的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呢?难道是牧羊派吗?所谓第三条道路,我认为是每个人的道路,而每个人的道路,也必须是最好的道路。

  后来由诗人潘洗尘牵头,又搞了一个诗人公约,其中一条是“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提出这条也是因为有些所谓的诗人写到植物的时候完全是五谷不分。我觉得,除却一些特殊的涵义,像“珠穆朗玛峰下有一棵树”这样的诗句是不合格的。不应该只写一棵树,它们应该有名字。诗人对植物了解得少情有可原,但不能总是语焉不详,因为诗人是在从事一门极致的语言,这样说不过去。

  新京报:再继续谈谈植物?

  莫非:我和人打交道的时间很少,年轻时多一些,现在越来越少。我觉得在野地里和植物的交往比和人的交往更有意味,更鲜活。我也不养宠物。因为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动物和人很接近,所以我才会说,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大多是植物,带来麻烦的都是动物。当我和植物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将我的直觉无限放大,我变得不是更孤独,而是更广阔。自然给我带来了更广阔更纯粹的关系。和动物相比,植物更有愈疗的作用,它是寂静的。人会跟阿猫阿狗大喊大叫,但不会跟苦瓜大喊大叫。人只有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孤独。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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