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住2017 发表于 2017-02-07 09:56:14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作者:
尤瓦尔·赫拉利
作者简介: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年生,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内容简介:
《人类简史》追溯人类进化的历史,包括人类最古老祖先的进化崛起,到进入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当前状态。哈拉利讲述了有利于智人崛起的变化与趋势,从语言的出现到金钱的发明等。他还提及为何农业实际上令人类变得更糟而非更好,为何写作是真正的发明,为何过去数十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时段。
推荐理由:


《人类简史》为何是一部糟糕的历史学作品

魏阳


《人类简史》自出版以来红遍全球。作者赫拉利借用当代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强调:人类的行为,是由其生物属性所决定的,并不断与其创造的文化发生冲突。同时,赫拉利又不断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发出先知般的评价和语言,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哲学思考。本书的生物学决定论,与作者对历史的道德解读之间,产生了强烈的逻辑冲突,削弱了本书的思想力度。


本书大量借鉴戴蒙德1997年《枪炮、病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以下简称《枪炮》)中的原创观点,进行了缩写。两书许多论题重复。鉴于题材和观点的近似度,对《简史》的评价,须与《枪炮》一书相参照。


(一)“认知革命”概念的随意性

本书将人类历史概括为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三个阶段。

英文中“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原指二战后心理学围绕认知行为的方法论革命。赫拉利重新定义“认知革命”概念,似乎是为了和之后的两次“革命”统一起来,造成“不断革命”的感觉。按赫拉利的说法,七万年前产生了语言和想象,让人类处理并传播大量信息,虚构不存在的事物。可是,史前人类只留下了骨骸和遗迹,难以追溯他们的思维世界;我们如何得知这些都是七万年前开始的?这个推断也与其他研究不符。据戴蒙德在《枪炮》中的综述,人类思维和语言的进化,并非突变,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四万年前开始,人类物质文化开始突飞猛进,逐渐发明了弓箭、针线、衣服、舟船、器皿,延续至数千年前。戴蒙德称之为“大跃进”。赫拉利似乎受此启发,但将这场“革命”推至七万年前。且不论年代如何确定,读者不禁要问:七万年前逐渐开始的变化,在此后数万年中不断被各种发明所丰富,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还能称作“革命”吗?

与《枪炮》一样,《简史》认为:人类在过去十几万年迁徙到全球的过程中,造成了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其他物种的迅速消失。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东亚直立人,以及印尼岛上的小矮人——这些智人的近亲,都在智人到来后因生存竞争而灭绝。同时灭绝的还有非洲之外各大洲的巨型动物——这也是《枪炮》的主题之一。

尽管人类的出现是生态的灾难,但是赫拉利认为,在采集狩猎阶段,人类生活得和谐幸福:他们几天才出去打一次猎;营养均衡,没事八八卦,不受传染病侵扰。一幅美好的伊甸园图景!


(二)农业革命与反文明

第二部分农业革命的故事是: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发现了可以驯化的作物,开始定居生活。《简史》基本借鉴了《枪炮》中关于农业起源的假设和判断,没有太多创新。但是,《枪炮》中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讨论消失了。在赫拉利的叙述中,我们不知道农业为何只在某些地方出现,如何传播,为何某些地区不曾发明农业。缺少了对地理生态环境的讨论,农业的发生在《简史》中成了一个谜。

不过,《简史》基本继承了《枪炮》对农业的历史评价:

第一,农业刺激了人口的急速增长,却没有增进人类的幸福,也没有增加个人的知识。农业让人类生活变得痛苦。人类的身体,在之前十几万年中,进化出了最适合采集狩猎生活的体质,更适于长期行走并奔跑,追踪动物,更适于攀爬树木岩石,采集果实。但农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们被迫终日在田里弯腰劳作,造成了多种身体病痛。

第二,在漫长的采集狩猎阶段,人类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在农业产生以后,人类的食物来源变得过分单一,只依赖一两种谷物,损害了健康。

第三:被驯化了动物将细菌和疾病传染给人类。同时,定居人口密集居住,增加了传染病爆发的几率。欧亚大陆的人类,用数千年时间,进化出了一定免疫能力,发明了免疫方法。但是,新大陆的人类没有这种优势。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造成了大量土著人口的死亡。这里,《简史》基本照抄了《枪炮》一书,只是进行了缩写。但是忽略了《枪炮》中对地理生态环境因素的强调。《枪炮》认为:新大陆缺乏可驯化的大型动物,土著不能在与家畜的接近中产生抗体,这是后来大量本土人口死亡的终极原因。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此论题在《简史》中完全缺席。

赫拉利认为,农业不仅让人类痛苦,也让被驯化的动物跟人类一起受罪。家畜从此不能在野外奔跑、自由的交配;忍受食物的缺乏、圈栏的狭小,和人类的宰割。可是,驯化的过程也意味着基因的改造;所以,家畜是否能感受到野生动物初次被驯服的痛苦,并不得而知。另外,按照《枪炮》的看法,牛羊马被人类驯化,造成了这些物种的胜利,未必是物种的灾难。

总之,农业革命是人类为自己挖的一个大坑。看起来是人类驯服小麦,其实是人被小麦驯服;人成了农作物的奴隶,成天伺候农作物,因为担忧天灾人祸而饱受精神折磨。单一的食物让人营养不均衡,终日的劳作带来腰椎颈椎的病痛,被驯化的动物带来各种传染病——从此,虽然文明在发展、人口在增长,个人的幸福却下降了。人类成为了文明的奴隶。
这不是什么新的历史观念。从庄子到卢梭,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古今中外,批判文明损害人类幸福的哲学思辨,一直络绎不绝。我国前秦的老庄道家对人类文明有类似的批判。庄子描绘不曾为文明玷污的理想生活:“民居不知所为,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庄子·马蹄》)这几乎就是赫拉利笔下在树下乘凉、聊着八卦,整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采集狩猎者。

不过,与庄子不同的是,赫拉利所发现的人的“自然”属性,有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依据:人类有长达二十万年采集狩猎的进化史,可农业文明产生至今不过一万年,所以我们的身体和基因,还没有进化到足以适应现代文明的程度。为采集狩猎打造的身体,在农田、工厂、办公室里,出现了各种病痛、肥胖、精神压抑。文明来得太快,进化走得太慢。


(三)科学革命与人文主义的消退

在“人类的统一”和“科学革命”两部分中,赫拉利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的“想象”:“想象”是谈论不存在的东西的能力。货币、帝国、资本、宗教、法律、公司、政府、民族、道德,科学等等,都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只存在于主观世界中。作者特别对人文主义进行了批判。

欧洲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造就了“大写的人”的观念;中世纪的神权被推翻,人获得了上帝一样的神圣性。“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人类福利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平等的实现,自由的拓展,都被视作“进步”的象征。

上述人文主义史观在《简史》中遭到了激烈的批驳。宗教、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社会主义、进步等理念,被赫拉利一视同仁当作“想象”,没有区别。他声称:《独立宣言》里关于人类平等的理念,未必比《汉莫拉比法典》中人生来不平等的说法更加靠谱。他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法进行价值判断的自然过程,无所谓进步倒退——因为价值本身,是一种虚构。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可以从生物学、分子化学、脑科学的角度进行解构和理解。人,毫无神圣之处。

再一次,赫拉利回到了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观念。生物学只能证明人被生物本能驱动,无法解释人文主义观念的“想象”。可是,这想象又是哪里来的呢,人类为何要进行这样的“想象”呢?这些“想象”对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同的想象又导致了什么不同的结果呢?《简史》对此没有提供答案。这让这部“科学”报告缺乏解释力度,看起来只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历史巧合的流水帐。


(四)生物决定论与文化价值的冲突

这正是本书的缺陷所在。

赫拉利认为:“所有我们可以称为‘不自然’的人类行为,都是由于人类的文化规则,而不是由于其生物性。”他声称:“研究生物体的科学家……越来越发现人类的行为是由荷尔蒙、基因、和脑神经元突触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由人文主义和生命科学的最新发现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我们不能再忽视这种鸿沟了。”就是说,人权、自由、平等、公正、国家这些概念,都是与最新的“科学”发现相冲突的,都是人们“想象出的秩序(imaginary orders)”。只有人的生物性,才是人真正的自然属性,才不是“想象”。“自然”被简化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物性。


然而,如果历史只是基因自我复制的“自然”过程,那么对其好坏对错的评价,都显得荒谬了。赫拉利本可坚持如此立论,让本书逻辑自洽。但是,他在推翻人文主义圣像的同时,却不断对人类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当赫拉利担忧人类未来、批评对环境的破坏、谴责历史上的暴行(比如宗教战争)、同情弱小动物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回到他所批判的人文主义假设中,与他主张的生物决定论矛盾起来。

赫拉利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毁灭了多少物种,我们可能会有动力去保护那些幸存的物种”,“现代工业化的农业,可能是历史最大的犯罪”。可是,如果人类互相的伤害和对其他物种的毁灭,只是被基因推动的生物属性,如何谈得上好坏呢?

同样,一旦提到动物权利,赫拉利的“科学”价值相对论,就会突然消失。他愤慨于人类把鸡终生关在小笼子里,在传送带上用机器杀死,让猪生活在自己的粪便中,对牛羊任意宰割。可是:如果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残忍”行径无非出于人类复制基因的本能,与草原上捕杀斑马的狮子一样,纯属“自然”过程,有什么好指摘的呢?
当赫拉利告诫“人所不欲,勿施于鸡”的时候,他悄悄回到了他所批判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是因为,没有人文主义观念,我们很难对历史现象和人类行为做出批评。如果从物种的生物属性和本能出发,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土著的灭绝,就像人类灭绝传送带上发育不良的小鸡一样,只是生物学的“自然”现象而已,没什么两样。但是,赫拉利又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

在本书结尾,赫拉利提醒人们,如果智人不负责任地追求私利,科技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这种心灵鸡汤式的警告,和他之前对人类自由意志的否定,再次发生逻辑冲突。就在几章之前,他还宣称:“研究生物体的科学家……越来越发现人类的行为是由荷尔蒙、基因、和脑神经元突触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如果人只是其生物性的奴隶,在基因的牢笼中无法自拔,那么这个物种的毁灭,只是咎由自取。如果“自由意志”是虚妄的想象,如果我们永远不能做出选择改变自身命运,那么赫拉利的警告不是对牛弹琴吗?


(五)人文主义废墟上的自然之人?

《人类简史》因为其“简”而成功,也因为其“简”而失败。复杂的人类学和历史问题,被过于简约地概括,导致不严谨的结论。几个例子:

赫拉利认为原始采集狩猎者生活在黄金年代。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八卦,谈恋爱,和平、悠闲、自在;他们营养均衡,不受传染病侵扰,长寿而快乐。但是,近年来人类学研究发现,采集狩猎者的生活方式受到所在地理生态环境的强烈影响,相互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在环境恶劣、食物短缺的地方,生活可能极为艰苦(William L. Balée. 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 2002) 。采集狩猎人群之间争夺资源的暴力冲突,比以前认为的要更加残酷频繁。“和平的采集狩猎者是个神话”。“史前时代的人类战争是普遍、持久、致命的”(Mark W. Allen. Violence and Warfare among Hunter-Gatherers. 2015)。原始人群的生活,绝非如赫拉利“想象”中一般浪漫而温馨。

《简史》虽然大量借鉴了《枪炮》一书中的原创论点,却抛弃了《枪炮》中对人类发展不平衡的复杂论证;《简史》忽略地理环境,生态气候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绝不讨论个人或者人类群体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反应。我们看不到环境,文化,习俗,经济制度导致的人类行为差异;看不到气候、生态、疾病、灾害、经济规律、政治组织、文化传统、个人决定对历史的任何影响。这让《简史》缺乏对历史发展深层原因的解释。

本书最大的缺陷,是生物决定论和人对自我命运把握之间的逻辑矛盾。赫拉利认为,科学的“新发现”摧毁了人文主义的正当性,让人从神圣的位置上跌落,降格成了和其他物种一样的动物;人被基因、荷尔蒙、和脑神经元驱动,以机械的、纯粹生物学的方式存活。他的文化成果只是“想象”,他创造的历史是一个圈套,他的未来,是走向科技的牢笼,变成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Cyborgs——迈向自我毁灭。

奴隶的解放,法律面前的平等,女性的投票权,工作和教育机会的均等这些历史事件,不再有进步的价值。援助饥饿的非洲儿童和屠杀美洲的印第安人之间,界限模糊。林肯废除奴隶制与宣扬君权神授的《汉莫拉比法典》之间,也无所谓好坏;人文主义废墟上的“自然”之人,茫然四顾,发现历史只是由“荷尔蒙、基因、和脑神经元突触”推动的冰冷生存故事,无法评价,没有意义。

这幅阴冷图景中所缺乏的,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以文化来改造自身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是基因的囚徒,生物性的奴隶,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自我毁灭的命运?生物决定论无法回答赫拉利提出的问题——只有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怀,对人的价值和目的的探讨,才能让我们评价科学的发现,赋予数据以意义,走出基因的牢笼。

为了回应赫拉利对人类未来的警告,我们需要一种被他否定的东西。人类的文化价值确实是“想象”;但各种“想象”之间的竞争,绝非混乱而无意义,而是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抉择。有些“想象”比其他的“想象”要更加合理。正如和平比战争美好,公平比腐败合理,善良比自私珍贵,平等比压迫更值得渴望。正如人们天然地更愿意成为《人权宣言》中描述的自由公民,而不是《汉莫拉比法典》中被合法奴役的奴隶。

因为,促进人类整体的幸福,是一件最必要的人文主义“想象”。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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