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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古本《陶庵梦忆》读后

fenjin 发表于 2019-04-17 10:14:05
书名: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 作者: 张岱


栾保群

已经定下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编《新校注陶庵梦忆》,出版方正在准备付印,好赶上参加今年1月书展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好消息,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路伟、郑凌峰诸君所校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下简称“浙古本”)即将面世。我立刻请示编辑先生,能不能让我看到这本书之后再付印?而出版方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朋友已经把书寄到了。我激动地拆开包,先把“整理前言”拜读一过,见参校诸本中,梦寐以求的“王见大本”(整理者称“王乙本”,本文依本书之例称“道光本”)赫然在内,而且还有意想不到的科学院图书馆藏的手钞本(整理者称“科图本”)。眼下所能知道的各种版本尽收囊中,点校者缕叙版本源流,如数家珍,让我顿有坐拥宝山之喜了。

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把《陶庵梦忆》部分细读一过,校勘者的精细功夫令人钦服,使我收益多多。所遗憾者,不能用“浙古本”的成果重新进行整理,以使拙注生色,只好用这篇《补记》把得到的收获罗列出来,以谢读者。


先说道光本。对道光本的看法我已经在本书前言中说明,出于摹想,期望虽多,但已经把它看成乾隆本的修订本,并不企冀得到惊人的发现,但细读校语之后,仍然有不能满载而归的小小失望。

道光本与乾隆本相比,自然有其优长之处,主要是对乾隆本一些错字的纠正,现列举如下:卷二《三世藏书》中的“吹烟”改为“吃烟”,卷四《严助庙》的 “上贡”改为“上供”,《牛首山打猎》中的“祖茔”改为“祖堂”,卷五《治沅堂》中的“钦宗”改为“徽宗”,“诸公”改为“朱公”,卷七《悬杪亭》中的“度索寻樟”改为“寻橦”。只是卷七《庞公池》“并无芥蒂”之“蒂”字,马兴荣本说是据道光本所改,而“浙古本”则未出校,不知孰是。较重要的是以下两条,一是卷四《宁了》“一日夷人买去,惊死”改为“一日夷人买去,秦吉了曰:‘我汉禽,不入胡地。’遂惊死”。一是卷八《嫏嬛福地》中的“呜呼陶庵张长公之圹”改为“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以上共八处,这些我在注本中大多以 “妄测”出之(有些则在故宫出版社本《陶庵梦忆》中大胆“妄改”了),如今得到佳本印证,当然是喜不自胜了。

但我的“妄测”不止于此,在过去的注本中就疑卷一《天砚》之“不得砚丑”当是“不得妍丑”,卷七《松化石》之“潇江”当是“清江”之类,本注本中又多添了不少。这多是因字形相近而致误,遇到善本很容易得到印证的,可是“道光本”未能使我如愿以偿,只好还戴着“妄测”的帽子。这当然不能“盗憎主人”似地责怪佳本,但失落之情总是难免的。

另外让我想不到的是,道光本与乾隆本相比,竟增添了一些新的错误,蒙“浙古本”校出,举例如下:卷四《世美堂灯》误“椟”为“牍”,卷五《治沅堂》误“成都”作“城都”,《金山竞渡》误“钲”为“釭”。另有无故而删节者,如卷六《朱氏收藏》一则,删去“以袖攫石、攫金银,以赚田宅”十一字,《菊海》一则,乾隆本“肃余入,遍观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厂三面,砌坛三层,以菊之高下高下之”,不知何故,道光本竟简化成“真菊海也,坛三层,以菊高下之”。两相比照,让人疑惑:难道乾隆本多出的那些字是王文诰一时好事而加进去的么? 

又有虽不知孰对孰错,感觉改后胜于改前的,如卷六《松棚》“劲竿”改为“劲幹”,《曹山》“颠翻”改为“颠播”,卷七《西湖香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改为“厂外又栅,栅外又摊”,《定海水操》“俯视”改“睨视”。但也有改后未必胜于改前的,如卷三《包涵所》“索性”改“率性”,卷四《严助庙》“鲟黄”改“鳞黄”,卷六《绍兴灯景》中“小巷”改为“小街”,“市廛”改为“市前”,卷八《嫏嬛福地》“植黄山松数颗”改为“横黄山松数颗”。

道光本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两条:

一,卷七《品山堂鱼宕》最后一句“约吾昆弟,烹鲜剧饮,竟日方散”,其中“竟日”道光本作“竟三日”。窃以为道光本优胜,试想渔人捞捕多时,然后是“集舟分鱼”,然后是“满载而归”,此时已经是什么时候,就是立刻约人剧饮,也谈不上“竟日”了吧?无法把此校补入正文,实在遗憾,在此表出,以赎万一。

二,卷六《齐景公墓花樽》,乾隆本“乾阳刘太公”改为“乾刘阳太公”,我一直认为是咸丰本的胡改,今天才知道,始作俑者乃是道光本,咸丰本是冤枉的。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咸丰本的出版者究竟看到过道光本没有?“乾刘阳太公”一语颇怪,很难有两个本子不期而遇地撞到一起,所以我认为是咸丰本看到道光本之后而改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咸丰本对乾隆本的其他错字的改正,也应该是参考了道光本的结果。

总结起来,除了可用咸丰本纠正者之外,道光本对乾隆本有纠而正之者,有未正反误者,又有改后稍胜或未必胜于不改者,则谭复堂说的“《梦忆》以王见大本为最佳”,也只是相对于乾隆本和咸丰本而言。但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道光本的价值,在版本校勘上,道光本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如果说道光本让我有些小失望,那么科图本带给我的是大惊喜。此本与砚云本属于同一系统,二本的篇数、次序完全一致,细读“浙古本”校记,二本的文字也几乎没有差异,但一有差异就是要砍头的“大事件”。我分成三条做一介绍,自然也是对本注本的补充。

一,卷一《锺山》一则有“近阁下一座稍前,为䂵妃,是成祖生母”一句,科图本“䂵妃”下多“鞑女”二字。这“鞑”字当然是犯忌的,虽然䂵妃为高丽人,但高丽先于明朝为满洲所并,南侵的清军中就有高丽人参加。但更值得琢磨的不在于此,而是由此“鞑女”二字可以看出张岱对明成祖的态度。我读《报恩寺塔》一篇,总觉得张岱对这以“功德”掩篡位之丑的报恩寺塔语带讥讽。张岱对朱棣的出身,先点明不是嫡子,再点明是“鞑女”——“夷狄犬羊”之种,显然是有深意存焉。

二,卷四《兖州阅武》一篇,与砚云本和乾隆本对照,“扮敌人百馀骑”科图本作“扮胡人百馀骑”,“敌骑突至”作“胡骑突至”,“内以狡童扮女三四十骑”作“内以狡童扮胡女三四十骑”,“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作“胡儿胡女皆其歌童外宅”。这些都理当在正文内据以改正,但现在只能补记于此。另外,由这些“胡”字,可知此篇不会写于张岱仓皇避仇之时,应该是阅武当年的实录,或可以做为《梦忆》多篇作于明亡前之一证。

三,补遗四篇,科图本篇篇都有“死罪”。好在这四篇集中在书末,改版问题不大。我现在改变本注本体例,不出校记,直接把科图本的要紧字句校补砚云本,校补之处,砚云本中的原字句用圆括号改小字标识,补入的科图本用方括号大字标识,再请编辑先生到科图逐字核对。二本个别字间有出入,砚云本较胜的,就不再改动了。

由此看来,《梦忆》科图本的发现是路伟诸君对张岱研究的一大贡献,仅次于近年《石匮书》钞本和《嫏嬛文集》沈复灿钞本的发现。对于《梦忆》版本有兴趣者,“浙古本”应该列于必收之冠。



用十余个版本逐字校勘,需要极细密的功夫和耐心,对两本对雠就心劳目昏的我来说简直难以想像。所以在当今浮躁之世,能做到“浙古本”这水平已经很令人吃惊,即使出现一些无关大体的误校、漏校,顶多也就算个小疵吧。但做为一个读者和受益者,为表感激之忱,也提两点小建议,只当是曝芹之献。

一是版本的选择,鄙见以为“浙古本”所用版本太多,一些没有价值的版本校勘起来不但浪费精力,还容易干扰校勘者的思路。仅举一例:卷五《诸工》一则“嘉兴腊竹王二之漆竹”,“腊竹王二”为工师诨名,本极明白,但“雁来红”等坊间诸本无端补一“之”字,成了“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就大违本意了。“浙古本”采之,算是被陋本干扰的白璧之玷。顺便说一下,类似于我所作的“妄测”,“浙古本”以小注出之,处理得很好,可是有的就用来改动原文了,如卷七《及时雨》“余山盗起”,便据平步青之说而改为“佘山”。窃以为平步青之说并不妥当,据注佘山远在松江,距绍兴大几百里,就是有盗,绍兴人也未必知道,怎么会担心招惹上门呢?这余山,周作人疑是涂山,虽然未必准确,但与绍兴较近这一点是不错的。而且绍兴西北四十馀里就有“西余山”,焉知与此“余山”没有关系?所以平步青之说入注做参考可以,据改正文就稍嫌鲁莽了。

二是已经辛苦校出的成果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从手心中漏掉,实在可惜。如卷一《越俗扫墓》,“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及“男女必用两坐船”,其中“坐船”语意不清,让人不明白这船究竟坐还是不坐。“浙古本”已经用科图本、砚云本校出“坐船”为“座船”,而“座船”相当于专门载客之船,却没有在文本上取以代之,令人遗憾。又如卷八《龙山放灯》“一灯三之”,也是让人不明所以,难道一个灯要用三个木架悬挂么?浙古本用科图本、砚云本校出“一”字上有“架”字,“架一,灯三之”,一架上悬三灯,豁然明白,也是可惜没有采用,结果标点时有失所据。

另外再说些题外话。

《梦忆》一书在文本上疑点颇多,我读不通就生疑,生疑则妄测,不检查自己的浅学,却问责于书本,这应该不是好毛病。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所以虽然常见笑于高明,这毛病一时也难戒掉。“浙古本”已经把能找到的有价值的版本一网打尽,即使不加补改,眼下的成绩就可以说把《梦忆》的版本校勘做“绝”了;——但我的很多妄测仍然不能解决。承蒙“浙古本”整理者的垂青,能把我的一些没有得到版本印证的妄测收入其中,足见包容之广,所以我在此冒昧说一句:由于《梦忆》的特殊情况,只靠“本校”是不可能做成最好版本的,除非找到张岱亲订的抄稿本,有多少版本也没用。

或问:总不成只有迎合了你的妄测才算完美吧?那么我就举本注本中两个不大算是妄测,也容易为读者诸公认可的例子:卷四《祁止祥癖》之“性命可倾,至宝是宝”,虽然理解吃力,但诸本无异辞,也少见有人置疑,各注本只是宛转圆解;但我认为“至宝是宝”四字其实是“至宝是保”之讹,语出周密《齐东野语》,赵子固事也,与《西湖梦寻序》的“旧梦是保”正是同一句式。又卷五《炉峰月》之“陬牙横梧”,现存各本亦无异辞;但它其实是“陬互横牾”之误,语出宋玉《高唐赋》也。

如果还认为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就再举两个纯属“妄测”的例子:卷六《仲叔古董》“得石璞三十斤,取日下水涤之”,“日下水”是什么水,多年前就请教过云南瑞丽玩石头的朋友,都不知道这种讲究,他们说的倒是近似于“取水日下涤之”。又卷七《山艇子》言石上之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虽然我以竟陵派的涩法读之,这“二”字也仍然费解,于是我妄测为“不敢以竹竹之”之讹。古人抄书好把相重的第二个字用两点表示,辗转数钞之后,这两个点就被误为“二”了。“不敢以竹竹之”,就是不敢因其是竹而以竹待之,那么以什么待之呢?就是下面说的“金错刀”、“黄山松”。

此类须用“他校”和“理校”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还有不少,只是我学问识见都很浅薄,加之年老气衰,只能望而生叹而已。于是而想到《噱社》中的一段,现颠倒如下:“老年(读书)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得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处,一过辄了。”既在前年喜读沈复灿钞本《嫏嬛文集》,今又喜读“浙古本”,《梦忆》文本的最后完善,自当寄厚望于路伟诸君也。

按:此文原是《新校注陶庵梦忆》的“补记”,发表时稍做了修改。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简介

张岱(1597—1680?),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散文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其最擅散文。

内容简介

本书多载琐屑之事,内容涉及城市胜况、山川美景、民间风俗、生活艺术各个方面。全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鲜活的生活气息,铭刻着丰富的新兴市民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的莼鲈之思,共五卷,八十余篇文章,多为短篇,按照总记、北路、西路、中路、南路、外景的空间顺序来写,把杭州的古与今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每景首为小序,并选录有关西湖的古今诗文列于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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