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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莫·莱维 被拯救的人最终仍被淹没

fenjin 发表于 2019-03-13 09:26:28
书名: 普里莫·莱维传 作者: 伊恩·汤姆森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给一个作家写传记并不容易,给一个自传体作家写传记则更难,因为在作品中他已经讲述了许多个人生活。传记作家伊恩·汤姆森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他走访世界各地,花费十余年时间搜集资料,挖掘出意大利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大量鲜为人知的事迹,后者除了在作品中讲述奥斯维辛的经历,从来不愿透露自己的隐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莱维是一个立志为人类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刻表现了二十世纪人类世界的失败,而汤姆森厚重的《普里莫·莱维传》则是在向他致敬。

  这部传记不仅让读者重温莱维的作品,而且让读者了解到莱维的创作生涯。此书各章按年代顺序编排,共有29章,莱维在奥斯维辛以及从集中营返回家乡都灵的叙述只有三章,其他都是描述莱维的家庭日常生活,他在工厂的化学研究工作,他成名后在各地的演讲,他的成功的英美讲演之旅。但作者始终以奥斯维辛为主线,把莱维的生平串联起来,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莱维痛苦的一生,同时其本身也成为一部控诉奥斯维辛的著作,时时提醒世人警惕纳粹大屠杀的重演。


  作者只是作证,让读者成为法官

  作者将莱维的家庭历史追溯到19世纪,莱维的家庭属于一个古老的犹太家族,在15世纪就进入意大利,后来定居贝内杰恩钠镇,到他的曾祖父一代,这个家庭曾富甲一方,但很快就衰落了。此后莱维家搬到都灵,其父成为一个工程师,并把他的实证主义思想传给了儿子。莱维出生于一战正式结束的那一年,他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都灵度过的,他的周围大都是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人,这个犹太群体与东欧、美国的犹太人不同,他们自认是同化的意大利人,但在历史上却两次遭受迫害,第二次就是在纳粹时期。

  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长大的莱维,在学校里接受的是古典文学教育,他从小就喜欢阅读书籍,能背诵但丁的《神曲》,这种古典修养使他终生秉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都有很深的悟性。当法西斯统治下的秩序最初吸引了不少意大利犹太人时,少年的莱维却从未喜欢“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标语。随着意大利法西斯开始迫害犹太人,莱维1943年加入了抵抗运动,很快即遭到逮捕,并于1944年冬天被送到奥斯维辛,编号174517。

  奥斯维辛的经历永远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送往集中营的前夜,他曾目睹男女间互相发生关系的疯狂行为。他要活下去,就得放弃道德,他学会了偷窃和忍受,不能遵守文明的习惯。能从奥斯维辛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他还年轻,身体健康,可以做奴工。化学家的身份也帮助了他,使他能进入集中营的合成橡胶车间,那里的条件要比工地上好,实验室里的温度能让人挺过寒冷的冬天。最后的日子,他因猩红热被送进传染病房,躲过了接下来的死亡大疏散。几十年后,莱维还记得他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侮辱”,当通过实验室的知识面试后,一位纳粹管理员轻蔑地在他肩头擦掉自己手上的机油,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抹布。对于这些细节的记忆充分体现了莱维作为一个作家的观察能力。

  1945年获得自由后,莱维辗转回到家乡都灵,重新开始在一家化学公司工作。但在回家第一晚,他将一块面包藏在枕头下面,正是回家使他的道德感苏醒。他把自己的终生目标树立为去作证,他一边工作养家,一边埋头写作,先后写出《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等集中营作品。

  在汤姆森看来,前两部作品是以尤利西斯的流放寓意表现犹太民族的漂泊历史。《这是不是个人》的构思始于集中营,完成于1946年12月。莱维先是不可抑止地在公交车上向陌生人讲述他的痛苦经历,这使他得以重新找回自我,并逐渐掌握了某种叙述基调,即仿佛他是在讲述别人的人生。按汤姆森的说法,他的书是说出来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死屋手记》那样,作者只是作证,“让读者成为法官”。


  拒绝以任何文字修饰残酷

  莱维的写作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追求,作为证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像证人在法庭一样客观冷静。他不断与狱友通信,打听他们的下落,同时收集写作素材。他期望他的书能作为集体创作的作品被人阅读,能代表其他声音而发出一种声音。只要还活着,就要讲出来,讲给别人听,“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究竟可以达到何等地步。”在他成名后,他充满热情地不断与读者通信,或者面对面与读者交流,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最初人们并不理解他的写作,他的文风十分简洁,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风格迥然相异。在汤姆森笔下,都灵是一个理性、自律的城市,崇尚简练的风格,这种都市风格影响了莱维的写作,而他对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的喜爱,他的科学素养也使他反感任何文字技巧和修饰,力求表达得准确、清晰,就像他在化学实验室里那样一丝不苟。正是由于此,《这是不是个人》起初遭到各家出版社的退稿,直到1947年10月才得以出版,出版后也没有获得多大关注,人们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

  战后的意大利兴起现代主义文学,小说的想象、隐喻与修辞仍在读者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声誉鹊起的是莱维的好友卡尔维诺,莱维的另一位好友、作家兼编辑金兹伯格也没有重视他的作品,莱维的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时,就连阿伦特也对此保持沉默。汤姆森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刚刚经历了二战,人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废墟上重建生活,世人讳谈犹太人问题,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尚未为全世界所知。直到十余年后,莱维的巨大价值才被世人所认识。书籍有它自己的命运。

  今天,莱维的集中营作品已经成为了二十世纪的经典文学,但终其一生,可以说他都是一个业余作家,直到55岁才从化学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休。与意大利当代作家莫拉维亚、卡尔维诺和金兹伯格相比,他是一个文学的边缘人。他的写法突破了读者熟悉的文学常规,当《这是不是个人》10年后再版时,有评论家仍然称,一个外行写了一部优秀的作品。美国的意大利语翻译家韦弗在1949年就读到这部作品,却认为这只是又一部集中营回忆录,而当他二十年后再读此书时,却发现这是一部经典之作。

  实际上,莱维阅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尤其很少读现代小说。在汤姆森看来,莱维终身都是一个化学家,写作不过是奥斯维辛的命运强行赋予他的一项事业,这决定了莱维一直对内容而不是形式更感兴趣,他对“佳作美文”有本能的反感,不喜欢那些专业作家,成名后他没有加入任何专业作家组织,而是加入了一个非专业作家的“星期天作家”组织。在这部传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莱维很反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叙事,他甚至私下说,除了康拉德,他不喜欢二十世纪的小说。少年时读到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他就被这部小说有关人性黑暗的主题所迷住了。

  莱维的写作对文学的定义是一个冲击,正如阿多诺所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没有人比莱维更加明白,诗歌与奥斯维辛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二战后,欧洲出现了大量记录纳粹集中营的纪实作品,如莱维的狱友尼希姆的《死亡之屋的记忆》,出版于1946年4月,是第一本记录奥斯维辛的书。此后又出版了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安泰尔姆的《人族》、拉塞尔的《反十字之灾》、雷韦利的《永不回头》、斯特恩的《雪中军士》、格斯的《燃烧的祭品》、本格尔索姆的《逃离纳粹罗网》,而莱维本质上属于这类作家,在品位上不喜欢“太文学化”的作品。

  尽管如此,莱维内心里并不喜欢别人将他看作是纪实作家。汤姆森通过采访,搞清了莱维作品的许多实情,其中也有不少在事实的基础上虚构的情节,如《这是不是个人》中的松尼诺,是根据罗马小贩佩鲁贾虚构出来的形象,而在《休战》中,佩鲁贾又化身为玩世不恭的小贩塞萨尔。莱维反感的是现代派文学缺乏明确的道德感,正如传记引用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话指出,如果想要研究二十世纪扭曲的一面,最好去读莱维,而不是那些革新派生产的后现代作品。对莱维来说,“这种反启蒙主义的审美观,恰恰是这个时代令人不快的恶习,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但以混乱的方式描述它并不能帮助任何人。”


  孤独地抵抗时间的力量

  作为一个当代伟大的作家,莱维最好的作品是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过,在他成名之后,他也写了不少科幻小说,以表现他对科学未来的想象。他喜欢那些描写灾难的科幻小说,如物理学家邦菲廖利的《青淑与伽马射线》,这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人类责任感减弱的时代。他本人的科幻小说虽然远不如集中营小说成功,但主题依旧是人道主义和道德关怀,如1952年《冰箱里的睡美人》,描写太空时代的柏林,就预见到低温冷冻技术在未来的发展。小说中,德国人每年会参加一个存储在冷冻装置里的女人的解冻仪式,而德国人则在一旁喝酒聊天,毫不关心这种实验的不人道。

  正如苏姗·桑塔格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科幻电影不是关于科学的,而是关于灾难的,此乃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之一。”实际上,欧洲作家的科幻小说大多是表现人类的危机。对于一个传统人文主义者来说,科学与艺术在本体论上是对立的,艺术家的任务不是描绘科学技术的胜利,那是科普作家甚至政治家的任务。在传记中,汤姆森也认为,莱维的科幻小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的劳动分工可以使任何个人的贡献显得似乎不再重要: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就是以此为基础运作的。”对于什么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真正涵义,这恐怕是最为精当的评价。晚年的莱维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声称它们“有着所有科幻小说的命运——经历了太快的衰老过程。”

  在创作上,莱维的文学观植根于深厚的古典文学传统,尽管这种传统正在日益衰退。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他曾对狱友背诵过但丁《地狱》中的片断:“你们要考虑你们的起源,/你们生而为人,/并非就像禽兽般活着,/一无所成,/而是要追求知识与善行。”这种人文主义正是莱维作品的底色,他一生最重要的体会是,集中营里不存在正常的人性。正如汤姆森所说:“这种作恶的能力,以及重现人间炼狱的能力,就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在莱维的第一部书中,所有德国人都是作恶的,后来才写到也有极少数善良的德国人,但他始终坚持善恶分明的道德感,并且因为有人让关在监狱里的斯佩尔(纳粹德国的装备部长,一级战犯)读自己的书而感到生气,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去理会这个腐烂的灵魂。

  这种强烈的道德感甚至指向了所有奥斯维辛幸存者,在去世前一年完成的散文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莱维更是指出,那些从集中营活下来的人都是最糟的,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或许正是这种内疚使得许多幸存者后来都自杀了,这些自杀者中最有名的是埃默里,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奥地利哲学家曾说过:“凡受过酷刑的人,对这个世界都不再会有故乡的感觉。”埃默里从未宽恕过德国人,并称莱维是个“原谅者”。在《变老的哲学》和《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中,埃默里讨论了自杀的心理机制,莱维和他没有过交往,但莱维最后的日子阅读的正是埃默里的书。

  莱维这部最后的著作表明,他相信在奥斯维辛之后,人类的暴行远没有结束,人性的基础更不牢固了。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到他的道德感是如此清晰尖利,晚年莱维时常思考的是,为什么别人都死了,而他却活了下来。在人生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终极追问。成名后的莱维深受抑郁症的折磨,他认为这不是由于集中营的经历,因为写作已经除去了创伤。对于自己的抑郁症,他归结为犹太人总是担心未来。尽管如此,汤姆森仍然试图解释他患抑郁症的各种原因:集中营经历留下的创伤、家庭生活的不幸、写作的焦虑、时局的动荡和反犹主义的抬头,以及不断有亲朋好友病逝或自杀,都使莱维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形单影只,了无生趣。

  这当然会加重一种老年人的心境,越来越变成埃默里所说的“自己的陌生人”,在镜前对自己的相貌心生厌恶。但让莱维更加无望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同时代人的渐渐离去,他觉得人们已经开始对他的絮叨非常厌烦,不再愿意聆听他这位幸存者的声音,但他还是必须面对年轻一代,继续讲述下去,不断回到他第一部书的题目,探究“人”到底是什么,“这是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囚友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它赋予我们的幸存以某种意义。我们有一种人生的基本经历(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懂得了某些关于‘人’的含义,那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传播的含义。”

  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无望的斗争。某种意义上,莱维是在抵抗时间的力量。他的一生中痛苦多于快乐,即使写作的成功、工作的乐趣和亲朋的相聚都无法抵消其不幸的感觉。他获得了无数文学奖,成名后四处演讲,参加纪念活动,接受各种采访,但他的内心却一直是孤独的,甚至觉得亲人都不真正理解他。在他52岁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既无法从事新职业,又不到退休年龄。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失去了所有的生活的快乐。无论是与人交谈,还是写作或读书,都不会令我感到愉快。我的心里总是想着厂里的工作。而那些工作并不顺利。而且我极为厌恶那些工作。我失去了在未来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希望,所以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可期盼的呢?”


  一生都活在奥斯维辛的黑暗中

  汤姆森在采访调查中挖掘出莱维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这使得莱维的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他喜欢登山,喜欢孩子,有时健谈活泼,有时又沉默寡言,在两性关系上十分拘谨,毫不浪漫,虽然有过许多女友,却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一生依恋母亲,而他却记得小时母亲从未亲吻或拥抱过他。母亲晚年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后来又得了中风,性格变得古怪,常常对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每当他写作时,母亲便会在隔壁房间用拐杖猛敲墙壁。他甚至开始讨厌生病的母亲,但同时又为此深深感到不安和焦虑,以至于有朋友对他指出,他和他母亲总有一个会先死去。

  莱维同样深爱他的妻子露西亚,她对他的第一部书帮助很大,但莱维成名后,露西亚却被排除在他周围优秀的圈子之外,成为不被关注的人。婚后的她希望能搬出莱维母亲的住宅,但一生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她既要时时提防莱维的女友,同时又要与莱维母亲和妹妹暗中争夺莱维。在给德国笔友海蒂的信中,莱维讲述了自己的婚姻状态,妻子从不陪他参加社会活动,处处约束他,并且刻薄地评价其他女性。

  青少年时期的莱维就有过抑郁症,考虑过自杀。在1939年一次口试中,法西斯老师要求犹太学生必须排在最后面,一个同学表示抗议,而莱维只是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如今,难以忍受的家庭生活加深了他的抑郁症,他把无法自理的母亲和岳母称作是“被淹没的人”,即奥斯维辛的囚徒。去世前一年他给朋友写信:“现在,家庭关系已经恶化并变得非常复杂,以致实际上我已经不可能出门旅行了。”1987年4月11日,莱维在自家公寓跳楼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母亲又多活了几年,享年96岁。

  莱维生前曾对采访他的汤姆森说过:“牲口不会自杀。”作为同化的犹太人,莱维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与埃默里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中,埃默里认为,自杀是理性的人类行为,体现了人性尊严,而动物和精神病人是不会自杀的。对莱维来说,奥斯维辛同样很少有人自杀,那是一个非理性的动物世界,而当这些囚犯被拯救后,许多人却自杀了,对此莱维从未有过责备。对于历经苦难的他来说,生命是属于自己的,只能由自己决定。

  通过汤姆森这部传记,读者或许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作品,理解这位深知人性沉沦的作家,正如英国《观察家报》对此书的评语:“汤姆森非常敏锐,他提供的是所有莱维爱好者需要的东西:不是一份文学解读或重新解读,而是一份读者导览。”汤姆森不是一个作家型的传记作者,而是一个历史学家型的传记作者,没有通过对莱维作品的分析来表现他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展示出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趋势,只是详细记述了莱维的生平。这种写法也许正是莱维自身的创作特点所造成的,他的一生都活在奥斯维辛的黑暗之中,丧失了任何其他生活。

  这位被拯救的人最终还是被淹没了,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已经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昭示着人心的黑暗,也昭示着人心的广度。来源:新京报


作者简介

伊恩·汤姆森(Ian Thomson)自由作家、记者,最后采访莱维的几位记者之一,也是第一位开始为莱维立传的作家。

内容简介

作者历时10年,走访莱维的多名知交好友、搜集有关莱维的大量一手档案材料,结合自身在莱维逝世前一次近距离采访的所知所感,真实还原了身处那特定时代的、唯一的莱维,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在平凡和伟大之间充满张力的真实的普里莫·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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