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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乐观主义的反调:互联网革命的重要性被高估了

luckybird 发表于 2018-09-14 09:34:41
书名: 美国增长的起落 作者: 罗伯特·戈登


孔笑微


长期增长的灵丹妙药

经济史总是和经济学家们过不去。所以,作为进化的应对策略,经济学家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狡猾,他们从传统的卡桑德拉角色中摆脱出来,表现得日益乐观起来。经济史上几个著名的悲观预言者,从马尔萨斯到“罗马俱乐部”,预言经济增长的极限和长期的衰落,似乎都遭到了喜闻乐见的失败。而失败的核心原因,是他们总是低估了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大幅提高。从凯恩斯以降,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过无数救世良方,不过一旦说到长期增长,故事就变得十分呆板。在所有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必备的索洛标准模型中,“黄金率”平衡增长路径建立在外生的技术进步之上。

这实在太陈词滥调了!太像人们指责经济学的“正确废话”理论了。增长理论赶紧补锅,试图将创新与技术进步本身纳入体系,像投资一样成为一个内生变量,代表性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将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可通过投资产生的生产要素,与别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劳动的区别在于,技术创新和进步是边际收益递增而非递减的,具有溢出效应(spillover)。大概勾勒出的图景是:创新是面粉中放入的酵母菌,在合适的温度水分不断繁殖发酵,将面团发展得越来越大。

无论索洛还是罗默的增长模型,无论是否把技术创新当成钢铁侠还是酵母菌,都表达着一种明亮而模糊的乐观态度,创新总是会有的,而创新转化成生产效率的过程,形成了起起落落的经济周期。尤其是,美国这个当代经济理论的试验场,一向被视为各种幸运的例外——美国经济史演唱着美妙的创新之歌,得天独厚,在经济史领域,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地位如同圣杯,那么美国近150年的创新历程就是一个已经成真的伊甸园,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在这里从没有遭到致命的挫折。

在最阴郁的预言家闭上嘴的地方,一位本性难改的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以布罗代尔式的宏伟决心,写了一本600多页的著作来回顾美国物质生活波澜壮阔的起落,从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开始走进社会,激发生产率提高和有效改变物质文明的时间节点——引导他的读者开始这段通往当代美国生活的旅程。


创新是权重衰减的吗?

戈登将美国城乡物质生活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与两次新技术革命驱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翔实细节,展开为一段段斑驳的时代风情画廊,行文趣味十足,角度精到而史料扎实,大开大阖,时常让人想起威廉曼彻斯特的纪实文学名篇《光荣与梦想》。

但作为一本探讨增长命运的书,作者并不想只给读者提供一个历史VR游戏百科手册,它真正的危险和有力之处,是在这个弥漫着对创新魔力的乐观主义,对人工智能、海量数据、虚拟技术无限遐想,每一个初创公司都在憧憬改变世界的时代,公然宣称:互联网革命的重要性,至少是对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被过分高估了。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深度与时间持续性,都难于媲美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些熟悉的经典发明。

这个结论何其沮丧,又何其冒犯!但实际想一想,却是一盆有益的冷水。《美国增长的起落》的数据表明,1870年是现代世界启动高速增长的起点,增长峰值时段是1920到1970年的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的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带来高速增长时段集中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但是其后——“2004到2014年是美国历史上生产率增长速度最慢的十年……由网络革命引起的种种变革波及面非常之广,但是到2005年已经基本完成。智能手机的发明和普及是一个例外,但是到目前为止,智能手机还没有像互联网革命一样对生产率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戈登还提出了两个发人深省的事实观察:

第一个是所谓的“大跨越之谜”。“大跨越”指1928年到1950年美国惊人的增长加速,这22年包括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和艰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小时产出却比1928年增长了99%(如果按照1870-1928年的平均增长趋势,估测出的数字仅有56%),是美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戈登的观点是,“大萧条”和二战本身就是时均产出提高的原因。罗斯福财政刺激带来的基础建设更新,二战时因为劳动力缺乏而涨薪以及引发的投资替代,军工机器开动带来的高压需求,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工会组织在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增长趋势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创新的应用周期有效缩短,新技术迅速得到推广。相比而言,2008-09年的金融危机破坏力同样强大,却无法重复“大跨越”时代的修复能力,反而更深蚀刻了不平等的鸿沟。

第二是GDP数字的统计改进,使1870-1970年的增长数据被相对低估了,所以过去的真实增长率其实更高。比如无形资产在前一百年中大多数时间没有充分纳入交易价格统计当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很多重要发明带来的新消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当时的官方统计口径忽视,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超过GDP数字反映的增长。所以经过修正之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可能比目前纸面显示的更大。

顶头风

戈登的预言,与过去的卡桑德拉们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并不怀疑人类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中蕴含的再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性。但是他质疑了我们的思维定式:科技会不会永远满足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期待?创新对世界的改变是暂时的,还是有长期的持续性?

《美国增长的起落》总结了今天美国的创新和增长必须面对的四股“顶头风”:不平等加剧、教育阻力、人口状况和债务偿还。

不平等加剧阻碍了大多数人从创新中得到更公平合理的红利份额。互联网革命与虚拟经济的兴起,使美国轻松占据了智力产业高端,制造业消失和向全球转移,收入结构出现了中间空洞。从1979年到2011年,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增长差距达到了0.43%,意味着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中等阶层的收入仅仅提高不到0.6%,而底层大众的受益更是相形见绌。另一方面,连收入最高的顶层百分之十,也出现了“赢者通吃”的分化,不平等的最大来源是收入水平最高的0.1%和0.01%,主要是拥有期权激励的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金融与互联网新型行业),超级文体明星(新媒体粉丝经济的主要受益人),传统金领如医生、律师则相对被抛离。“涓滴经济学”被“极化效应”替代,后果就是创新带来的新增收益和资本局限在高收益的狭小行业内,创新的扩散作用和持续性遭到反噬。

教育阻力对创新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不平等的恶化所导致的教育资源配置扭曲,加剧边际收益递减。美国的公立系统教育经费来自于财产税特别是房地产税,富人区天然形成了教育资源过度积聚,而贫民区的高中辍学率升高。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绝对程度提升也在放缓,这个趋势甚至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原因是成本增加(美国从1972年以来大学教育成本的上升速度是整体通胀率的3倍)、债务膨胀(承担10万美元学生贷款的美国人平均要到34岁才能摆脱债务)和风险增加(一半以上的美国大学毕业新生无法找到一份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

关于人口状况,美国相对稳定的出生率和移民比例,掩盖了最可能影响持续创新的人口因素——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随着“婴儿潮”一代即将永久退出就业市场,美国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老龄化负载都将面临严峻形势。2007年到2014年,美国平均劳动参与率从66%下降到62%。劳动参与率不足意味着人口结构中的重要部分被拒绝在创新活动之外,也使得看起来光鲜的就业率缺乏说服力。

债务问题是美国经济的痼疾,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2038年将达到GDP的100%,与此同时,联邦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将在2030年,社会保障基金在2034年,预期达到零余额。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复杂的衍生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债务风险被分散到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债务危机不仅可以让新产业的幼苗毁于一旦,还会把可以让创新深化的未来资源提前消耗殆尽。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底层核心行业,芯片和晶体管业内的最著名的争议之一,是预测“摩尔定律”何时终结。“摩尔定律”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创新速度规律:同样价格的集成电路,晶体管密度或者计算性能每18-24个月提高一倍。摩尔定律以指数增长的速度,为信息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2006年之后摩尔定律开始出现减速的迹象,到2009年晶体管的倍增时间延长到了峰值8年。

摩尔定律的故事,宛如罗伯特·戈登对创新与现实增长历程的浓缩寓言。

就像彼得·蒂尔说过的:我们小时候想要会飞行的汽车,现在得到了140个字符。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里,曾有力地论述为什么无法规划创新,和创新将带给我们的历史方向。创新的幼苗有可能随机产生,但活下来的品种不一定喜闻乐见。在长周期更加有影响和推动力的,可能不是建造帕提农神庙的宏伟技艺,而是一张破碎潦草的航海图。

站在消费与制造业全面升级的转折点上,美国的创新历程,提醒我们今天热衷于“弯道超车”一掷千金之前,对经济结构现实性多一层清醒理性的认识,合理调整对创新创业的期待值。经济下行周期的逆风中,能顺利前进的,不是更大的船,而是更聪明的帆。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简介

罗伯特·戈登,是西北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知名于对生产率,经济增长,失业的原因以及航空经济学的研究。1995年至1997,他在博斯委员会担任评估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精度的工作。他也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的成员。

内容简介

戈登回顾美国经济增长史,把1870年至1970年这一百年称为“特殊世纪”。期间,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等革命性技术,(甚至也包括电梯)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因为它使人们可以上下自由移动,让高楼大厦成为可能,继而推动了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现代美国社会由此形成。此后,技术变革和发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已经在显著下降,戈登看认为是技术和社会双重因素限制了美国重现“特殊世纪”经济增长速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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