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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童年,复制不一样的人生

luckybird 发表于 2018-09-13 09:23:46
书名: 不平等的童年: 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 作者: 安妮特·拉鲁


尼德罗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的我,有着非常值得回味的童年。整个童年,我似乎都在爬山、游泳、网鱼、摘果子、捡鸭蛋、偷鸟蛋……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忙于下地干活,村里又没有幼儿园,我成天在外游荡。至于我的学习,母亲很少过问,她认为学习就是我和老师的事。

  许多80后都有过类似的童年经历,此后,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在城市扎根,结婚、生子、养育。有孩子以后,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两代人的童年进行比较。会发现,自己孩子的童年有太多束缚。作为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者,我们会怀疑孩子这样成长是否真的有意义。没有快乐的童年,他们以后会变成怎样?以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两代人童年生活的巨大变化?其中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不平等的童年》一书做出了解答。书的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妮特·拉鲁教授,其目的是为了考察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客观上,这本书却也解答了中国新一代父母的养育困惑。

  从1993年到2003年,拉鲁的团队用十年跟踪记录了12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深入家庭内部进行记录。用调研人员自己的话说,他们力争做每个家庭的“宠物狗”,让人既能忽略调研人员的存在,又能让他们随时随地跟踪。最终,拉鲁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公平,不平等正在不同阶层的家庭内部延续。


  两种教育模式

  成就自然成长和协作培养

  1993年,拉鲁在美国东北部某大城市的郊区和市区分别选取了一所小学,并从两所小学选择了88个家庭进行访谈。同时,她和助手深入12个孩子的家庭内部进行观察和记录。这12个孩子有6男6女,平均分布在中产、工人和贫困三个阶层。其中,中产家庭的孩子全部来自被选定的郊区小学,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来自市区小学。

  通过观察,拉鲁发现,相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方式上的差异更为显著。而且,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教养文化并没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存在于工人、贫困这两个阶层的家庭跟中产阶层家庭之间。二者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两种培养模式,即“成就自然成长”和“协作培养”,具体区别存在于课外活动、日常对话和对教育机构干涉度三方面。

  在课外活动层面,中产家庭普遍会加入组织化的活动。被访谈家庭平均每年要给孩子花费4000美元用于课外培训,此外,父母还要担负起接送孩子的重任。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没有频繁的组织化活动,他们主要是自己玩,跟邻居、跟亲戚玩。

  在日常对话层面,中产家庭的父母会很注意培养孩子的说理能力。父母对待孩子,既会倾听孩子的意见,也会给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最终的决策常常是建立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反观工人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对于孩子主要是给一些指令性的语言,孩子的话会很少,表达的时候也会多一些羞涩。

  在干涉教育机构方面,中产家庭的父母拥有强烈的干涉意识,对于学校或培训机构的许多做法,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想办法去改变现状。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则普遍认为,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

  不难看出,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80后一代,所经历的都是“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而且,不光是农村的孩子,许多城市里的孩子也是如此。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我们都生活在农民或工人家庭,二者正好构成贫困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主体,经济条件并无显著差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本质区别。


  不平等的复制

  精神状态和个人气质被继承

  通过十年的追踪记录,拉鲁发现出身中产家庭的4个孩子,有3个拿到了常春藤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工人家庭的4个孩子,只有1人在一所小型三线大学就读,其他3人要么高中辍学,要么只有高中毕业;至于贫困家庭的4个孩子,除了一位女生在社区学院就读之外,其他全部在高中辍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业层面的差距非常明显,成年后两个群体的性格特点也产生了反转。在9至10岁这个年龄段,中产阶层的孩子表现得十分成熟老练,对于许多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流行事物也常常表现得无所谓;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孩子则显得更加天真和幼稚,对于流行事物表现得更期盼和投入。所以,我们也许会钦佩中产家庭孩子的老练,但可能会更欣赏穷人家孩子的天真烂漫。

  但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老练的中产阶层的孩子,变得年轻、天真、有激情,他们拥有旅行的梦想,愿意怀抱美好的人生;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孩子则忙于育儿和生计。因为他们必须要跟中产阶层孩子无法体会的生活困境作斗争,这让他们变得疲倦和失落,以至于丧失了许多当年的天真与可爱。

  由此可见,父母的精神状态和个人气质也被遗传。在拉鲁看来,导致不平等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被复制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父母学历、工作和收入上呈现的明显区别,中产阶层父母会在无形中赋予孩子宝贵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将会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起跑线的焦虑

  “快乐的童年”一去不复返?

  尽管拉鲁对于两种教育模式都有赞赏和批评,但她明确指出,协作培养可以给孩子带来成就自然成长无法提供的优势。10年时间的跟踪调研结果也表明,父母对其成长投入更多的孩子,他们普遍更加自信、热情,也上了更好的大学,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将继续成为美国社会的中产人士。

  拉鲁所展示的中产家庭培养中产阶层,工人和贫困家庭继续培养社会底层,其目的在于反思美国社会正在日益变得不公平的现实。而在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另一本反思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大作《我们的孩子》中,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孩子则不论贫富,大家都一起玩耍、学习。彼时,只要都在一个社区,所有孩子都被社区里的父母称为“我们的孩子”。

  30年之后的美国,社区内部的纽带开始断裂,曾经一起玩耍的孩子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球的人”。这一情形,80后的中国人无疑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少时与邻居伙伴一起玩耍,如今只能在大城市里独来独往。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们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整个社区的孩子一起玩耍的场景,他们每天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很难收获不计时间成本的友谊。

  不过,感慨之余,我们有必要意识到一点:无论是美国的40后、50后,还是中国的80后、90后,我们都属于罕见的获得快乐童年的一代人。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写过一本叫作《儿童的世纪》的书,副标题为“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在这本书中,阿利埃斯向我们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儿童并不是儿童,儿童被看作是“小大人”。这些“小大人”从小都需要帮助家里干活,稍长一些,他们就会成为各个行业的“学徒”。童年对于他们来说,并非休闲和快乐的时光。

  工业革命是“发现儿童”的关键。从工业革命开始,儿童被逐渐强制要求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是国家为了培养更多产业工人而做出的改变。也因此,国家还会禁止使用童工。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孩子一方面不用为了温饱问题而工作,另一方面也得以在学校和放学之后获得大量休闲时间。

  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主体变成中产阶层,而近年来,中国也涌现了数亿城市中产阶层。一如拉鲁所展示的,不同阶层的家庭会自动对应不同的教养方式。这是因为,当中产阶层的规模剧增,就意味着阶层流动的通道开始相对变窄。此时,已经实现阶层跨越的中产家庭,会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保住阶层身份。这样一来,中产家庭的孩子就开始提早进入竞争,所谓快乐的童年也就变得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80后的中国父母来说,当自己的生活经验与隐藏在阶层内部的教育要求产生抵触时,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和犹豫的情绪。而在这种情形下,读一读《不平等的童年》,也许会让你在感慨之余,变得更加清醒和释然。来源:新京报


作者简介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加州大学社会学学士(1974),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硕士(1978),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1984),1990-2005年为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2005-2008年为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内容简介

《不平等的童年》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展示了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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