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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之舞》 揭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双重面纱

luckybird 发表于 2018-07-11 09:37:00
书名: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作者: 奥兰多·费吉斯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眼下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正在俄罗斯本土举行,吸引着世界对这片占据东欧辽阔版图的庞大帝国历史、文化风情的关注。

  有别于英、美、德、法等“原汁原味”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流精英极力仿效已踏上富强之路的西欧国家的“文明”经验,然而这一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造并未成功驯化本土民众,由此导致一个庞大国家的内部分化出“本土”与“文明”两种完全不同、相互抗拒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进而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给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对理解东欧剧变与当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也不无裨益。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继《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后,于2002年出版了又一巨著《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再度引起巨大反响。前者旨在考察苏联时代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与管控,后者则从更具阐释空间的文化史角度着眼,考察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俄罗斯各社会阶层内心深处两种民族文化认同观念之间的展演。同《耳语者》一样,该书以细致入微又荡气回肠的笔触见长,运用了圣彼得堡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国家历史档案馆及莫斯科联邦档案馆等地收藏的大量私人手稿和文献,使得作者的论述更加入木三分。


  彼得堡: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桥头堡

  从中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脱胎而来的近代俄罗斯,始于彼得堡。在这里,醉心欧化的彼得大帝以西欧国家的“文明”为样板,开始对俄罗斯民族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凭借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彼得堡的恢弘建筑拔地而起。这里没有繁荣商业与地缘政治的根基,只有彼得大帝对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乌托邦城市格局的推崇。彼得大帝希望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塑为欧洲人。为此,俄罗斯人必须抛弃那些传统的风俗,接受西式文化与生活习性。这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贵族精英,他们住在彼得大帝为他们建造的宫殿里,过着以华丽宫殿、进口艺术品、舞会和宴会为核心的西式奢华生活,并效忠于沙皇本人。

  这一时期彼得堡的贵族宫殿,是一种被公开展示的剧院。在彼得大帝的强制推行下,贵族的生活起居必须按照礼节和规范。他们像学习外语一样学习这些礼仪和习惯。他们在自家豪宅的楼上举办音乐会和化装舞会的沙龙,邀请诗人,召开诗歌朗诵会。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改造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以来自外国的道德、审美规范、生活品位和社交礼仪规训本国的上流精英。知识阶层为俄罗斯过去的“落后”与“黑暗”哀叹,他们希望俄罗斯能够在彼得大帝的率领下走向现代化,融入正在崛起的欧洲列强世界。贵族家庭的女性成员变得越来越有教养,在艺术方面具有造诣和鉴赏能力。普希金时代的文学作品,其读者多是女性。对18世纪的俄罗斯精英阶层而言,欧洲,尤其是西欧,是文明教化的发源地。在俄罗斯文艺界的倡导下,到欧洲游学成为青年贵族在生命历程中进阶的一条必经之路。

  然而,在异邦的游学促生了旅游文学的萌芽。这种文学通过发现俄罗斯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落后形象,塑造了俄罗斯相对于西方的自我认知。以西方作为他者,从普希金到斯拉夫主义者的大多数俄罗斯人既在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面前感到自卑,又将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流世界视为腐败和堕落的。作家兼外交官的冯维辛在《旅行书简》中称,巴黎“充满了谎言和虚伪”。在这里,“友谊、诚实和精神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转而认同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淳朴生活风俗,认为这意味着道德层面的拯救。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注定成为堕落西方的救世主。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剧烈变动,这种对欧洲爱憎交织的纠缠与困惑,使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一代俄罗斯贵族作出与他们父辈不同的时代抉择。


  西伯利亚:俄罗斯贵族的自我放逐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削弱了俄罗斯人心目中理想的欧洲形象。对革命后法国社会动荡的恐惧和疑虑,使俄罗斯贵族阶层抛弃了以法国贵族为参照标准的文化大同的启蒙理想,转而探索俄罗斯本土文化之根。俄罗斯人意识到,他们不是法国人或其他国家的复制品,他们是俄罗斯人,并且注定只能是俄罗斯人。俄法战争是促使俄罗斯贵族精英文化觉醒的导火索。

  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宣布成立军政府,执掌了军政大权,法兰西共和国开始向法兰西帝国蜕变。在此期间,伴随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扩张,法兰西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1812年,拿破仑一世借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破坏《蒂尔希特和约》,率军60万,侵入俄罗斯本土。拿破仑的入侵动摇了俄罗斯贵族的法国情结。一批参加俄法战争的俄罗斯贵族军官通过战争进入农奴的世界,他们认识到农奴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并在战后致力于改善农奴的待遇和地位。“1812年的孩子”一代崇尚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和不拘礼节的率性生活。他们放弃墨守成规的政府公职与意味着契约和效忠责任的贵族身份,把大量时间用于逸乐和文学艺术消遣等方面,对生活在彼得大帝阴影下的父辈秉持的社会等级与秩序嗤之以鼻。他们放弃了旧式沙龙式的修辞语言,转向一种更为简练的笔触讴歌俄罗斯农奴的日常劳作和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他们致力于塑造一种旨在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风格。这意味着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已然发酵。

  尽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位有着进步和开明思想的君主,但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实施的军屯政策强制农奴出身的士兵为国家种地并进行其他义务劳动。军屯政策得到了沙皇的支持,激起了以沃尔孔斯基、彼斯捷尔等人为代表的同情农奴的贵族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后者暗中密谋旨在推翻沙皇统治的起义。不幸的是,由于组织不周全、行动不果断,起义未能成功。大逮捕和大清洗随之而来。由于当时俄罗斯官方已经废除了死刑,沙皇决定将大多数被称之为“十二月党人”的涉事贵族军官流放至西伯利亚。

  寒冷、荒芜的西伯利亚并没有消磨这些被流放的贵族军官的意志,反而促成了他们的坚韧和团结。他们的妻子追随他们的足迹,与他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开辟出一种更加简单、更具有俄罗斯农民的风俗和习性的生活。家庭关系变得更为亲密。流放者自己带孩子,从而塑造出相较于18世纪贵族家庭遵循的由仆人照看孩子的方式,家庭成员之间更为融洽的代际关系。他们将西伯利亚视作一片充满了民主和希望的土地。如果说1812年的俄法战争使俄罗斯贵族摆脱了法兰西贵族的文化殖民,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则意味着俄罗斯贵族在远离政治与商业中心的边陲地区建构本土文化认同的努力。


  莫斯科的复兴:本土文化的寻根之旅

  中世纪俄罗斯的核心城市是莫斯科。当蒙古人摧毁了基辅公国时,只有莫斯科大公通过与可汗的合作,将大量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14世纪克里姆林宫的落成,标志着这个城市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中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接过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衣钵,自视为东正教唯一的中心。在伊凡雷帝的主持下,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建成象征着东正教传统的胜利。

  然而,醉心于欧化之路的彼得大帝讨厌莫斯科。在他看来,这个城市是腐朽、顽固的旧派贵族的集结地。随着彼得堡的建立,莫斯科的财富和人口总量迅速缩水。俄法战争之后,对俄罗斯本土文化的寻根预示着这个城市的复兴。欧式风格与自身特色相结合的建筑在这个城市大量出现。来自东方的风俗、色彩和图案屡见不鲜。西化主义者认为彼得堡才是俄罗斯人的模范标杆,而追寻俄罗斯本土文化之根的斯拉夫主义者将彼得堡视为一个与俄罗斯格格不入的异邦城市,认为莫斯科才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这里没有被西欧社会奉为圭臬的宫廷礼仪,有的只是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艺术也倾向于将俄罗斯的本土文化从欧洲阴影下解放出来。如同艺术家斯塔索夫声称的,如果一味模仿西方,俄罗斯人只能成为二等民族;通过自己的本土传统,俄罗斯人能够创造出与欧洲相抗衡的民族艺术。

  这一时期的莫斯科,开始成为巨大的商业中心。铁路对莫斯科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然而,随着财富的增长,一批富商大贾在莫斯科聚集。他们拓展家族生意,形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然而,他们却不被知识精英所接纳。在美国与西欧,金钱与利益至上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俄罗斯人尚未沾染布尔乔亚式资产阶级对金钱的崇拜。在知识精英的话语霸权下,富人阶层为了洗清财富带来的原罪感,斥巨资在慈善事业上。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建都,使这个城市彻底跃居彼得堡之上,成为苏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马列维奇等无产阶级左翼艺术家为这个城市设计了大量蕴含革命理想诉求的建筑工程。斯大林执政时期,莫斯科被塑造成为一座新的帝国之城。然而二战时期,当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军团在莫斯科被迫后退,这个城市再一次成为俄罗斯人屹立不倒的精神“家园”。用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莫斯科就是午夜居民和睡梦者所珍惜的家乡。


  亚洲内陆地区的他者想象

  在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也有来自草原帝国与亚洲内陆的他者想象。为了使自身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国家,俄罗斯需要在亚洲与其他东方国家之间建立一条清晰的文化分界线。俄罗斯人将自身的民族史诗表述为北方森林中的农业文明与亚洲草原马背上的文明之间斗争的故事,暗含统摄欧亚两种大陆文明的努力。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民间文化构成了深入骨髓的影响。俄罗斯农民的信仰融合了蒙古部落的萨满教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印记。俄罗斯的民族服装也具有颇多亚洲元素。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始衰退,迫使俄罗斯加强了面向亚洲内陆地区的殖民活动。在传统意义上的殖民活动中,殖民者并不需要定居在自己的殖民地,就能带走那里的财富。然而,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土使得俄罗斯人不可避免地在殖民地安家。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殖民者本身也被亚洲化。这一时期,高加索地区在俄罗斯人的想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沙皇军队与穆斯林部落奋战,力图控制这片亚洲内陆。而俄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则将这片融合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秘土地浪漫化。普希金将高加索地区所造成“俄国的阿尔卑斯山”——一个适合从都市生活的喧嚣中退隐而出的修行圣地。不少俄国贵族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朝圣,寻求异域情调。因此,俄国知识阶层对中亚草原的军事征服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帝国主义式的傲慢和优越感,另一种则认为俄国文化的根基在欧亚大陆的草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命运并非取决于欧洲,而是亚洲。然而,他所主张的俄国向亚洲靠拢,并非是让俄国被同化为亚洲国家,而是在亚洲寻找到自身欧洲身份的源头活水和新力量。

  在俄罗斯向欧亚大陆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对俄国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背叛愤恨不已。英法等国与奥斯曼帝国联手,对抗俄国。与西欧国家的矛盾加剧,使俄国人对西方价值观产生了怨恨和蔑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苏维埃政权的精英将重心更多投放在亚洲。在他们看来,亚洲代表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方向。

  娜塔莎是谁?

  苏维埃政权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伴随着各种派系争斗的暗流。斯大林时期,受到压迫的持不同政见者相继逃离俄国本土,在欧洲其他国家定居下来。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临时的流亡者,有朝一日将会重返俄罗斯。如流亡的犹太人一般,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保存和复兴俄罗斯的生活与文化传统。在相对孤立、封闭的生存环境中,这些侨民团结在俄罗斯文化的符号周围,将其作为他们民族文化认同的焦点。文学写作成为他们在异国他乡维系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的主要方式。尽管他们知道回到大恐怖时期的苏联,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奴役般的生活,但是乡愁压倒了生存本能,高尔基、普罗科菲耶夫等人先后回国。他们密切关注克里姆林宫内的斗争形势,利用派系间的夹缝,小心翼翼地生活,努力避免清洗的厄运。

  斯大林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清算”,使以斯特拉文斯基夫妇为代表的大批侨民返回故土。尽管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数十年,但自从踏上俄国大地的那一刻,他们轻而易举地操起以前说话的方式,重拾已经被荒废数十年的语言。尽管他们大都谙熟西方世界的规范和制度,然而俄罗斯乡土大地的文化与艺术品味却深深植根在他们的身心深处。“回家”的旅程激活了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的俄罗斯文化的血液。他们终于回到俄罗斯“母亲”的怀抱。

  因此,不难明白作者奥兰多·费吉斯为何将此书命名为《娜塔莎之舞》。娜塔莎,这位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受过法籍家庭女教师教育的贵族小姐,伴着吉他奏出的民间音乐,毫不费力地在农民“大叔”的家里翩翩起舞,预示着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本土文化的相遇。在作者看来,“娜塔莎”一代的俄罗斯贵族用于突破他们自身阶层的外国传统,转而寻求建基于俄罗斯本土的民族文化认同,并从中发掘出民族自信与民族强大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的前世今生,造就了俄罗斯那既有别于欧罗巴贵族,又有别于穆斯林部落的异域文化。

  此书出版后,引起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学院派的褒贬不一。褒奖者对该书展示出的宏观视野与融贯论述赞叹不已。而批评者认为,该书不仅在史实描述、材料运用等方面存在颇多有待商榷之处,这种大而化之的“大历史”写作方式太过轻率武断。然而,费吉斯似乎并不在意来自专业史学家的各种质疑。他把他的著述及相关文献资料全部放在个人网站上,一副“嬉笑怒骂皆由人”的率性态度。尽管是一部面向公众的文化史著作,但是支撑全书宏观论点的分析并非是社会科学式的对比与证明,而是对一个个具体人物其生平经历的情境描述和“移情”式理解。对私人文献材料解读的遗漏与错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立论的准确性乃至立论的方向。新世纪以来,碎片化的专业历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叙事风格。然而作为一个出生在“西方世界”的英国史学家,超越自身的“局外人”视角,进入俄罗斯文化的最深处,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不过,从书籍的传播与接受层面,一部颇受争议的作品,远远好过那些无人问津的粗滥之作。抛开那些文献解读的琐细枝节,欧亚大陆之间的军事征服与文化殖民对形塑俄罗斯民族文化起到的深远影响,是令无数史家痴迷其中的文化史领域的重要议题。就此而言,此书是理解俄罗斯文化特点及形成原因的一部精彩之作。来源:新京报


作者简介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英国人,生于1959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俄罗斯文化史,再现了托尔斯泰等人作品中的那个广袤质朴、包容一切的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以来,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文明就成为俄罗斯贵族的标准教养。然而在《战争与和平》里,娜塔莎这位自小接受法国教育的贵族小姐,却能精准地展现俄罗斯的传统风情。作者旁征博引,包括18世纪兴起的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讨论,展现出一幅文化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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