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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田野与世界政治前沿的……人类学家

luckybird 发表于 2018-04-10 09:12:18
书名: 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 作者: 克利福德·格尔茨


李公明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在国内读书界早已不陌生,他的经典之作《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和《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了中译本。这本《斯人斯世: 格尔茨遗文集》(Life among the Anthros and other essays)(甘会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是他去世后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收录了格尔茨三十年间在《纽约书评》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以及一些未发表的论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之外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思想自述,也看到了他睿智、诚实和轻松风趣的性情;而对我来说还看到了格尔茨如何善于从学术与道德冲突的困境中看到人性的弱点与道德约束的虚伪,这从他论述马林诺夫斯基的那篇书评就充分表现出来。

收入书中的首篇文章《论马林诺夫斯基》写于1967年,也是格尔茨为《纽约书评》撰稿的第一篇文章。这篇书评针对的是当年刚出版的著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这本由马林诺夫斯基的遗孀出版的私人日记当时在人类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被认为是一桩“丑闻”。因为在这些写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两次田野考察期间的日记里,人们吃惊地发现与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民族志作品中对那些土著的描写(正直的、高贵的、聪明的等等)完全不同,在他的日记中的土著被描述为野人、恶心的黑鬼、嗜血者等等,显然对他们充满了鄙夷与轻蔑。这就完全打破了关于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应该对被调查者怀有同情的理解、尊重的情感和试图进入其思想世界的自觉努力等学术形象。另外,日记中还出现了有关性幻想和恋母情结的文字,更是给人造成一种人格分裂与道德上的不洁印象。格尔茨在这篇书评中不但没有回避关于“丑闻”的非议,而且比较详细地引述和分析了《日记》的真实价值与道德问题,同时更为精辟地揭示了人类学自身无法摆脱的认识论难题。

这篇书评原题为“在蚊帐中”,这看起来显然是一个暧昧的标题,甚至在当年针对《日记》的喧嚣声中也相当引人注目。但是它来自格尔茨在文章中大段引用的《日记》中的原话:在蚊帐如何“淫思联翩”、如何想“放纵欲望”,同时也记录了他如何极力克制自己、如何要自己服从道德戒律的内心独白,因此这个标题与其说是暧昧的,不如承认格尔茨敏锐地捕捉到和突出了马林诺夫斯基在道德困境中的诚实、直率。格尔茨说“日记装饰着道德的自我劝诫:戒除手淫、对土著姑娘动手动脚和阅读垃圾小说等恶习,全力以赴去做他在那里该做的事情。当自责的永恒主题与此相结合时,这本书呈现出几分清教徒手册的腔调”。(24页)“我们几乎在每一页都找得到这类东西。他有这样那样的情色幻想……”(25页)他强调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罪恶感和赎罪的工作取向,我更感到马林诺夫斯基在内心对自己的诚实和对工作的态度也是对其他人类学家的诚实性的拷问,那些以道德“丑闻”指责他甚至鄙夷他的人很难说比他在道德上更为纯洁。

当我重读三年前读过的这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卞思梅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的时候,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工作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阴暗、沮丧情绪,他对待异性情感上的患得患失,他对自己身体的感官性欲的敏感和放纵,以及对所接触的土著在总体情感上的排斥感都比初读的时候更为强烈地呈现出来。我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对土著的厌恶之情甚至到了会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步:“总之,我对这些土著的态度无疑是倾向于‘消灭这些畜生’。”(103页)作为一个每天要面对这些土著、要与他们谈话、希望从他们的生活中找到真实资料的人类学家,这需要有多大的面对自己真实内心的勇气才能写下来呢?谈到那些“在蚊帐中”的身体欲望,他会这样写到:“有时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回到她的身边。另一方面,在生理上前所未有地被N.S.强烈地吸引着,我惦记着她的身体……”(249页)而关于情感,“早上读N.S.的信,再次感到对她的愧疚,真希望我能把生命奉献于她,抚慰她,减轻她的病痛。但这种感情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很了解自己,我知道我做不到奉献自己等等……”(342页)这又是多么残酷而真实的情感拷问!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是,在他的内心意识中还有比身体和情感的欲望以及学术工作与成就更为内在和更为浪漫的诉求:“生命的程序:‘和她交配,生孩子,写书,死亡’——这和天地般壮阔的壮志相比算什么呢?成为大海、星辰、宇宙的主宰——或者至少胸怀它们?要表达那种吸引力,那种驱使我把我的精神投入现实世界的力量,比好奇心更伟大,比思想更接近本质。——我感到需要一首诗来表述……”(280页)这些才是构成马林诺夫斯基的多面真实性,雷蒙德•弗斯在为这本日记写的“序言”中所说,“无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愿意去效仿他的坦诚,我们至少应该承认他的勇气”。(14页)其实,在我看来,马林诺夫斯基具有的不仅仅是坦诚的勇气,而且更有对情感、身体与异质性的敏锐洞察,他只是把其中的真实与残酷记录下来而已。

回到格尔茨的书评。他并没有过多地为马林诺夫斯基的道德品格做辩解,而是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在写了这篇书评之后的若干年仍然继续围绕着这本《日记》谈论着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认识论问题。他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打破了那种虚假的学术形象和自我粉饰,人类学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不可能真的通过贴近研究对象所持有的立场、观念去发现他们和理解他们;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必定是不对称的,双方的背景、利益、需求、看待事物和感受事物的方式等等都完全不同,根本没有必要以虚假的学术道德形象掩盖这些真相;马林诺夫斯基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能够在情感上与土著打成一片,而是由于他的勤奋工作——孜孜不倦地观察、谈话、记录、搜集资料。当然,格尔茨在书评中也坦诚地说出他对马林诺夫斯基学术成就的评价:材料大全是他的丰碑,“余下的东西,诸如生物学主义的功能论、语言的环境论、巫术的信心论、原始贸易的非经济学解释、家庭关系研究法推广至社会组织等,如今看来充其量是朝着文化的充分概念化所迈出的软绵绵的第一步,往坏里说是弊大于利的教条式过分简单化”。(26页)说这话的时候,格尔茨已经是芝加哥大学的正教授,在学术上正处于重新向人类学的文化解释与符合研究的高峰冲刺的第三阶段,他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评论也正是基于他所萦怀于心的文化解释理论的探索。不过平心而论,即使马氏迈出的只是“软绵绵的第一步”,他能够在如此多的学科面向中提出人类学自身的开拓性概念,已然无愧于跻身于人类学研究奠基者之列的荣誉;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与地位远超出人类学界,也是格尔茨无法超越的。

收入书中的最后一篇题为《何为第三世界革命》的文章是格尔茨去世前9个月所作的欧文•豪纪念讲座的讲稿,他向这位在1954年创办《异议者》杂志的文学批评家、社会学者和曾经的激进社会主义者表示敬意的方式是以他自己所擅长的人类学眼中的第三世界研究回应欧文•豪在半个世纪之前“极富预感地”提出的“美国强权的问题”。格尔茨在2005年还无法想象的是,这个问题在特朗普的时代演变得如此尖锐和激烈。他把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殖民帝国体系的崩溃而导致的世界重新分割及重组视作某种革命,试图澄清它的涵义和趋向,以及与“美国强权问题”的关系,支撑他的是作为美国人类学家在印尼、摩洛哥等地的长期研究和对20世纪历史的宏观把握。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研究种族、区域文化与社会转型为重要目标的人类学在反殖民主义潮流中难免被指责为殖民主义的学术工具,新兴民族国家的急速独立和社会乱象也使得人类学面临难以适从的挑战。格尔茨的人类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时期迎难而上,他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使他必须面对大小数以百计的族群、语言和多种根深蒂固的宗教势力以及曾先后被多个国家殖民统治的复杂历史脉络,他在混乱与分裂中发现了仍可辨识的变化轨迹,比如政治风格的倾向与信念的雏形、关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因地制宜”的方式,以及利益冲突和权力角逐的是如何进行的。(316页)而对于我们今天无论是理解非西方国家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发展问题,格尔茨的这段分析至今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发展主义是朝向技术现代性和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整合主义是将传承下来的各民族和移交下来的领土在政治上凝聚于一个能干、亲民的政府之下,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是原初的、独特的社会人格的文化表达:这三种主义仍是民族存在的创基性目的,即便不是现实,起码是志向。”(316页)问题只是,看起来同处一种世界潮流中的不同国家和主导这些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仍然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其中有些竟然在这三种听起来不乏合理性的主义中走到可能是最坏的极端。不管如何,当格尔茨从他的人类学田野走到世界政治前沿瞭望的时候,他明智地看到了“不但我们政策不当,或分析和解释不足,我们用来思考它们的概念装备也不够”。(317页)他发现,“2004年的‘美国强权的问题’仍是1954年那同一个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331页)文章最后引用了豪关于美国将成为孤独的权力巨人的一段话,并对他的反抗表示认同。当然,我们知道格尔茨与毕生坚持不妥协地批判国家权力的欧文•豪并非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他在越战期间与校园的反战政治背道而行,支持美国政府介入战争。

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格尔茨,人类学经历了很大变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作业,但是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人员流动急速、文化远距离共享、大数据无处不在的地球村时代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格尔茨,人类学经历了很大变化。,无论是观察对象的单纯性、整体性或是观察者本身的客观性都遭遇极大的变化与挑战;而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诸如文化基因、文化解释、地方性等概念以及“深描”等研究方法都不再是人类学所独擅,在今天一个立志行走在“田野”上的研究者身上恐怕总会挂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图像学等跨学科兵器。但是无问西东,在大地上行走(更准确说是“丈量”)、调查和思考仍然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色,田野调查的传统仍然在延续中发展。完全可以说,人类学在今天面对的挑战并非坏事,而是促进其在学科结构、研究视野和方法手段上自我更新的机遇;在今天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冲突越趋激烈的时势中,人类学所肩负的责任也愈发重大。

另外,一如既往的是,人类学家的“行走”与“看”的目的并非仅是为了取得“学术成果”,而是要面对和试图解决人类社会的实践问题。从田野走到世界政治的前沿,这也是人类学家应该肩负的使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批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在对澳洲土著的田野研究中除了撰写研究论文之外,同时向公众介绍土著如何创造出能够适应其环境的文化系统,而绝不是所谓的“低端种族”,他们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批评政府的土著政策,呼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机会、条件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如阿道弗斯•皮特•埃尔金(A•P•Elkin)、唐纳德•汤姆逊(D•Thomson)就是其中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类学家。在今天,尤其是在中国,以人类学的眼光研究政治制度、权力渗透、社会转型等问题常有更独特的见解和论述,比如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就多有启发性的论说,似乎比政治学家更能搔着痒处。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学也无疑从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沟通中获益,比如关于人类学如何“去殖民化”的问题,政治人类学通过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同性与地方经验的本质性的研究,为人类学“去殖民化”的学术反思提供了恰当的自我批判意识,从而使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更敏锐地指向边缘地区、转型过程和地方性统治经验。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简介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任人类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其主要学术成就在于对摩洛哥、印尼包括爪哇、巴厘岛等地的社会文化作了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文化、知识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

内容简介

《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收录了格尔茨三十年间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及一些从未出版过的重要论文,评论了马林诺夫斯基、甘地、福柯等重要人物,以及伊斯兰、全球化、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失败等各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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