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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么成炎黄子孙的

bj_7788 发表于 2016-08-28 20:14:33


文/唐山

       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对当下国人来说,这是“常识”,可在几十年前,人们听到这种说法时,只会一脸茫然。

       “炎黄子孙”的雏形最早见于《国语》,其中有“夫亡者岂无宠?皆炎黄之后也”的说法,但从古籍记载看,炎黄实为一笔乱账,比如黄帝在位时间竟达100多年,连司马迁都抱怨:“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

       缙绅难言,却不妨武夫畅言。“五胡乱华”时,蛮夷纷纷自称炎黄子孙,赫连勃勃便说“朕大禹之后”,鲜卑慕容亦自称“其先有熊氏后裔”(黄帝为有熊氏的分支),鲜卑宇文氏则“其先出自炎帝”,连苻坚也是“其先盖有扈之苗裔”(黄帝是有扈氏的先祖)……总之,他们与炎黄二帝的关系似乎比汉人更近。

       也许是为了终结这场抢祖宗的闹剧吧,宋真宗居然梦见了黄帝言“是赵之始祖”,公开封黄帝为圣祖,并将其列入皇家祭典。嗓门粗的人离真理更近,以至于后人几乎忘掉了,同时期的契丹人也自称是“炎黄子孙”……

       从宋代到清中期,国人的历史观似乎情绪稳定,可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人才突然发现,炎黄该算历史还是该算神话,压根说不清。

       1880年,法国学者拉克佩里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中猜想:中国文明来自巴比伦。拉克佩里称,公元前2282年,奈洪特王子曾率“巴克族”东迁,在上古音中,黄帝的读音近似“洪特”,而黄帝家族姓的读音近似“奈”,所以,奈洪特就是黄帝,而“巴克”即中文的“百姓”。

       拉克佩里此说荒谬至极,在西方影响甚小,却在中国引起轰动,因为它一箭双雕地满足了中国人的两重愿望:

       首先,证明黄帝果然存在,我们有了继续自称古国的借口;

       其次,证明中国人的祖先也是富于进取心的游牧民族,而非麻木、保守的农耕民族,所以梁启超写道:“彼夫印度之不留,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与白殆不甚远。”他认为,准优秀人种的中国人应联手白人去奴役黑种、红种。

       1915年,袁世凯上位,采用新国歌,其中有“华胄来从昆仑巅”一句,即表示对拉克佩里学说(又称“西来说”)的认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学说作为定论被写入中学教材。

       章太炎最早省觉,提出“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因他意识到“西来说”会为西人压迫中国提供借口。

       为对抗西来说,考古学被寄予厚望,恰好“山顶洞人”和“北京人”先后出土,是当时全球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骨骼,令国人骄傲感爆棚——原来中国文化不仅非西来,反而是东去,白人反而变成我们的孙子。

       想当好祖宗,就要造神,可考古发掘怎么也找不到炎黄二帝(他们的陵都是后代伪造,不足为证),幸亏“抗战”爆发,给残破不堪的天下叙事转为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提供了机会,政府强上,学者助推,炎黄二帝从祖宗直接升格为民族精神的缔造者。

       众所周知,商代中期才出现汉字,假如真有炎黄二帝,他们连字都不会写,又如何担得起“人文初祖”的名头?可时局纷乱,不容人们深入思考,好在当局者也明白:只强调炎黄二帝是祖宗,会引来少数民族兄弟不满。于是,炎黄从传血脉转行为传文化,至于血缘关系,只好模糊地处理成“中华民族的共祖”。可祖宗该怎么“共”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只好装听不见。

       顾颉刚先生曾说,历史是层积而成的,时间愈久,层积就越厚,想辨别其真相也就越难。炎黄的历史为顾先生的学说做了最好的注脚——从荒诞不经的神话,一变成为历史,再变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三变成为民族国家的纽带。至于其中的沧桑、感慨、智慧与谎言,只能付与后人评说。

       上世纪70年代时,大陆按马克思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将炎黄二帝的形象设计为原始酋长,茹毛饮血,令人望而生怜,港台则将炎黄设计成半神,以供膜拜。随着改革开放,大陆人也逐渐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亟需打造一张能标识自我身份的名片,于是,“炎黄子孙”的声音陡然嘹亮起来,炎黄二帝亦脱兽皮而穿蟒袍,倒是深入了解世界之后的港台,反而对这种人工神祇反应逐渐冷淡。

       至于“龙的传人”,那就更不靠谱,龙虽是神兽,但在古代只是仙人坐骑,无非奔驰、别克之属,明清两代龙的地位突然提升,成了只许皇家独享的灵物,随着帝制被推翻,龙也一跃成为民族象征,当年拉车的居然成了万民祖宗,真是咸鱼翻生。

       历史是不同阶段最大公约数的聚合,单独拿出一段看,或者是理性的,可整体去看,往往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幽默的。

       对此,只能说:无可奈何。来源:凯迪社区


作者简介

刘超,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南京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论著。在描述清末、民初、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的基础上,研究教科书的内容,探讨了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的关系,即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认同、政权统治合法性认同之建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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