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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的高度与困难

zeiden 发表于 2016-01-31 22:27:09
书名: 最后的女王 作者: 巴代


文/张耀仁(青年作家,台湾)

在《最后的女王》后记《梁红玉是卑南族人?》里,巴代提出意欲完成的“卑南族历史人物系列小说”,洋洋洒洒罗列了卡罗卡勒、卡比达彦等八位历史人物,预计写成八部十一本长篇小说,“借由这些历史人物的现身展演,拉展卑南族进入异族文字记录的历史纵深,清楚厘清东台湾一直以来族群间彼此的对位关系”。

这样的心迹自陈,其实早见于2014年年中我对他的访谈文章《我对文学没有想象》中:“我想成为‘野史/稗官’的志向,远超乎成为‘小说/文学家’的浪漫。”换言之,比起纯粹虚构的小说,出身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Damalagaw)的巴代更关注族史的考据,试图使小说兼具野史、文学与文化等视野。

说起来,这一浩大的书写工程约莫可归入“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或译为“本土观点”)的范畴。从史学角度来说,无异执太史公之笔;从后殖民理论出发,将是边缘之人如何重建自我;至于回到小说的技艺探索,那约莫是开拓小说这一向来崇尚虚构,却又必须驱动纪实以服人的文体,如何承载更多元化的陈述形式与内容。

也因此,这当真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书写技艺锻造。一如金庸以《鹿鼎记》作为封笔之作,许多读者为之哗然,毕竟该书既不见大侠,也不见绝世武功,唯独武侠小说向来必备的武林秘宝依旧具足,如此书写,恰是金庸封笔前的意图:武侠小说还有什么可能?故秉于史实以小说之笔见缝插针,由此发展一套“反武侠”的路数,也令人惊叹小说家点石成金的魅力。

当然,相较于金庸终结于反武侠的书写,巴代有着更深的企图,意欲借小说完成族史,如此一来更添增其书写难度。《最后的女王》旨在描述19世纪末卑南大社(今台湾台东一带)女性领导人陈达达(1864-1908)如何在汉人夫婿张新才与族人的协助下,重振拉赫拉氏族之威,并为了氏族长远发展着想,于清朝割让台湾之际,率领卑南大社等联军于雷公火战役中击溃清军刘德杓残部,最终成为掌握卑南大社实权的领导者。

整部小说可分为三部分:一、陈达达与汉人的通婚;二、陈达达如何取得统治的实权;三、陈达达在雷公火之役的表现。其中,汉人因着官方抚番政策而进入卑南部落,使得部落也逐渐沾染了汉人的思维与经济观,这是在巴代过往小说中未曾触及的范畴,亦即近现代如何在原住民部落中发生作用。这比起《白鹿之爱》提及荷兰人入侵种种,使得本书有着更非凡的后殖民意义。尤其书中涉及原住民与汉人通婚议题,几可视作异文化的混生历程,可惜的是,我们只目睹了汉人带来的负面影响——鸦片成瘾,却少见达达与“婚入”拉赫拉氏族的汉人继父如何互动。

于此,巴代仅以简笔带过陈达达面对继父的思索:“继父陈安生不是不好……但总觉得就是隔了一层亲密。”之所以有着疏离感,在于母亲西露姑与其第一任丈夫安赛被赶出家门,年幼的达达以为那是自己经常黏着父亲所致。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安赛必须离家?而达达又为何必然姓陈?换言之,卑南族既然向以女性主导家庭,男性婚入(并非入赘)女方家,从事狩猎务农等工作却没有财产处分权,“连婚姻关系的维持也掌握在女方的喜恶与满不满意自己日常付出的评价”,则达达继承父姓的结果,是否该有适度的说明?

虽说本书着眼于陈达达如何在时代递嬗中成为“最后的女王”,然而小说终究并非历史,在史实的脉络下,更令人好奇的不是女王如何振兴氏族的历程,而是女王内心的转折,特别是面对异文化入侵,创作者理应可以透过想象力或口述历史,去补足正史无从写入的细微情感与情节。但容或巴代志不在此,使得第三章一闪而过的青年布昂成为无足轻重的配角。怪的是,达达又不时想起布昂这一幽默又爽朗的男子,使得这一“爱的失落”出现了合理与否的书写技术疑虑。

换言之,小说家的责任不应只是复写历史,而应适度地“创造历史”。所谓“创造”并非扭曲史实,而是如何添增史的血肉与肌理。史既然已经存在,则人物的心理动机或许才更值得关注。由此切入,本书与同样阐述卑南族史的作品如《斯卡罗人:槟榔·陶珠·小女巫》《白鹿之爱》以及《巫旅》等相较而言,显然有着较为局促的书写方式。固然我们也可以读到隶属于小说的虚构乐趣,但或许是史料较为明确、较靠近现代的缘故,反而使得巴代在写作上显得束手束脚。于是乎,陈达达的“情伤”很快就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念兹在兹的女王意志。

但小说的迷人之处,绝非女王如何完成霸业这么简单的伦理教化,而是女王作为人的角色,她如何面对情感、如何面对自我。在本书中,达达成为有着钢铁之心的女王,其中,第十章对于战事的描述几乎是正史的扩写,而第十一章达达领悟“今后就算我们不能再号令四方,也要好好学着怎么在这些强大的族群与势力中,取得一定的尊严与生存空间”,这一领悟也令人好奇。在汉族婚入的前提下,卑南族的“民族意识”究竟是只为氏族,抑或也产生了中原认同?换言之,为了日本侵略者而打垮清军部队,这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认同观里,是极度政治不正确的陈述。尽管女王达达不断阐述“我们得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族人比较重要”,但在不乏原住民抗日的史料下,巴代应对正史“背后”有着更深刻的诠释才是。

写小说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历史小说,因此面对巴代平均一年两本长篇小说的产量,不得不肃然起敬。忍不住想起普鲁斯特长达四千余页的《追忆似水年华》,倘若巴代的卑南族历史人物写作计划不分成八部,而将之写成一浩繁之书的话,是否更能完成其所欲达成的“以文救族”之目标?是否能开创华文小说的新局?(来源:晶报)


作者简介

巴代(Badai),卑南族Damalagaw(大巴六九)部落裔。部落文史工作者、专职写作。著作有研究专书《Daramaw: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觋文化》,《吟唱.祭仪: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祭仪歌谣》;短篇小说集《姜路》;长篇小说《笛鹳》、《斯卡罗人》、《走过》、《马铁路》、《白鹿之爱》、《巫旅》。

内容简介

一八七四年,雄霸东台湾的番社“彪马社”天花瘟疫肆虐,加上清代官府逐渐,因而力量由鼎盛走向衰败。甫从母亲西露姑接收番社治理权的女王达达,面临了让番社重返光荣的重责大任。为了重新返回“彪马八社联盟”的荣光,达达先是借由与汉人联姻,稳住情势,更以夫家的财力和影响力,掌握住卑南觅平原形势。往后还与日本合作,率“彪马”及“马兰”联军,在关山击溃清军在东台湾最后有组织的军队,为自己的氏族与“彪马社”重新取得卑南觅平原的发声权,也赢得日本政权的信任,给予相当礼遇。这是一个媲美南宋梁红玉的女英雌故事,也是台湾历史仅见的女王率兵征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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