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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个什么“局”?

bookking 发表于 2016-01-03 21:04:30


文:张玉瑶

       2011年,正逢辛亥革命100周年,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应邀在《南方周末》上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今年又逢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秦晖接着原来的主题,写了一组题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的文章。从帝制,到共和,到新文化运动,这些文章虽书写对象各有不同,但都来自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构想。《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的组编。

       秦晖的专业本是古代史,但和其他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他在探入这一领域时,将目光聚焦在晚清的巨大变局上。用李鸿章等人的话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听来稀松平常,但这个“局”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到了晚清都延续不下去了?这些问题引起了秦晖的兴趣。作为一个古代史出身的学者,他利用自身优势,反身向更古的历史去寻求答案。

       他认为,这个延续到晚清的风烛残年、摇摇欲坠、积重难返的“局”,来自于几千年之前的“周秦之变”,也就是推尚法家的秦制颠覆了温情脉脉的周制,中国从此走入了帝制。“中国历史说穿了,就是一头一尾的两场转型、剧变,后面的这场是从晚清开始,即怎么走出帝制或者走出秦制的变化。前面其实就是走入秦制的变化,就是我经常讲的所谓的‘周秦之变’。”秦制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本位,也就是以家庭、家族、小团体为本位,而秦制以后,却是大共同体、君主本位,甚至为了君主可以反叛、诛杀小共同体。这便是法家的“强盗逻辑”。它是没有道义的,但却是有效的,以至于能够一直在中国发挥着作用,千年不变。

       到了晚清,秦制或者说帝制终于开始松动。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但秦晖认为,其实这种变动亦已在内部思想中孕育。中国现在只注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但早在辛亥之前,就已有过针对“儒表法里”的第一次启蒙了。有清朝官员甚至在日记里偷偷写道,英国人才是真正的忠君,而中国看似忠君,其实只是害怕君主手中的权力。

       在这些晚清人士看来,西方的内政仿佛就是“三代”的再现、“仁义”的样板,选举制何尝不是禅让制、“公天下”的现代版?如薛福成所言,“唐虞之前,皆民主也”。一追溯到上古,自会慨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亦激发起了一种崇周仇秦的情绪。他们的这种归附当然有其附会之处,但也成为“走出帝制”的一种思想根源。譬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曾主张“先民主,后强国”,这或许是“人权高于主权”思想的最早的闪现,但有趣的是,谭嗣同此言并未称引西哲,而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来的。(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秦晖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共有6章,其中包括“'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封建'与帝制的比较”、“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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